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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之梦读后感 新教育之梦读后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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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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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心

近代日本究竟是如何冲破中国的朝贡体系，与西方打成一片，成为“东方的西方国家”的？在连挫中、俄两大强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为何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一亿总玉碎”，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二战后的日本人是如何面对和思考对他们而言这一有史以来创巨痛深、铭心刻骨的人间惨剧的？作为战后日本一位代表的知识人，丸山真男的《忠诚与反叛》（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虽然不可能就这些宏大的问题给出完满的答案，但它以问题史的方式探究日本由幕藩体制转变为明治国家的历程，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细加玩味，也许能获得诸多启示。

本书收入了丸山真男从1949年到1977年间所写的八篇思想史论文——《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国家理问题》（《国家理》，1949年——前为篇名略称，后为发表年份）、《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冈仓天心——西欧化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1958年）、《开国》（1959年）、《忠诚与反叛》（《反叛》，1960年）、《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方法》，1961年）、《幕末认识方式的变革——以佐久间象山为例》（《变革》，1965年）、《历史意识的“古层”》（《古层》，1972年）、《日本思想史中的问答体谱系——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位置》（《问答体》，1977年）。这八篇论文分成两组，《方法》和《古层》为一组，侧重思想史方法论，其余六篇为一组，可以视为问题式思想史的具体实践。此外，本书附有作者的《后记》（对各篇论文的写作背景作了说明）、川崎修的《解说》及路平的《译后记》，对理解书中的内容颇有帮助。

《古层》一文向称难读，译者也直言其“晦涩难懂”，不过好在《解说》和《译后记》都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尤其是《解说》认为该文“有着暴露日本思想史隐蔽秘密的魄力”，“可以说是丸山作品中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篇”，值得字斟句酌。有志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读者，自然会将《古层》与丸山的其他日本思想史论著往复对读，优游涵泳。这里只提一句，和《忠诚与反叛》一样，同在今年译成中文梓行的《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苅部直著，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五章也对《古层》有所介绍，其中特别提及：“从研究发展史上看，这只不过对昭和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纪平正美、三井甲之灯‘日本精神’论和和辻哲郎的伦理思想史研究所揭示的日本思想的几点特征的重新整理而已。”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古层》放在日本思想史研究传统中权衡估量。

《方法》行文明快，比较容易理会，这里就不浪费篇幅了。

本文主要围绕第一组六篇文章，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不过，笔者并非丸山专家，对日本思想史也没有充分的研究，只是在对照阅读《忠诚与反叛》原著和译本时，有感于丸山溢于字里行间的紧张和执着，联想所及，草成小文，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以愚陋之见，这个论文集完全可以题作《开国》。不过，以“开国”为书名的史学论著，日本绝不少见，这大概是丸山放弃“开国”而选用“忠诚与反叛”的原因之一。不过，就这个“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论著考察的时段来说，“开国”是幕末日本最为吃紧的一桩大事。可以说，何谓“日本”，何谓“近代”，都跟“开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甚至是三位一体的。在《开国》一文，丸山开宗明义：

就象征而言，日本有过三次“开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从室町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第二次是幕末维新期，这次战败之后则是第三次。本文涉及的对象仅限于第二个“开国”期，内容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对历史的内在理解上。

由此可见，在丸山眼里“开国”在整个日本史上占据要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如所周知，和中国一样，近代日本也是在欧美的强压下被迫加入“国际社会”，“被迫觉醒了‘世界’与‘我’的意识，被迫开始思考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这成为近代中日遭遇的头等大事，而且始终在两国国民脑海中盘旋不去——“是彻底屈服于价值体系和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洋’，还是选择彻底的拒绝，去固守自足的系统。”实际上，这一两难困境构成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六篇论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论述这个难题。

《开国》借用了亨利·伯格森的“封闭社会”和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概念，发表于1959年——距1945年日本战败已有14年，距1952年4月日本结束被占领仅仅7年，距1953年7月摁下朝鲜战争暂停键的板门店协议仅仅6年，世界局势并不平静——对身处第三个“开国”期的丸山来说，回首黑船来袭的幕府末期，如何“自由地从中汲取关于现在的问题和意义”，是《开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开国》是运用“开放社会”这个概念对幕藩体制崩解的宏观把握，《国家理》则以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研究为向导，尝试勾勒近代日本国家理的思想史的大致轮廓。如何克服华夷思想，或者说，如何打破“中华—夷狄”的框架，确立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就是日本成为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丸山认为，“国家理”从专制主义时代脱颖而出，成为西欧国家体系的法则，存在两个关键点，其一是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其二是势力均衡原则。《国家理》侧重探察日本人如何接纳国家平等原则，对势力均衡原则语焉不详（实际上该文并未完稿）。丸山借用迈内克之眼，指出国家权力“魔”中潜藏的冲动，而日本在追求势力均衡的阶段变成“禽兽世界的一员”，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逐渐摄取了国家中枢的灵魂。《反叛》也捎带提及，“在明治前期，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该做什么，首先被朝野上下视为一个有关国内体制的问题。但是，大约以明治二十年为界，随着体制合法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国内层面的目标逐渐变得暧昧，……传统忠诚观的行动=功绩主义与自立意识不再在国内大显身手，开始直接表现为向国际、向外‘发展’的志向。”显然，丸山深切地意识到“国家理”中危险的“非理”的一面，更自白地说，明治国家理中蕴含着“堕落”的症候，而这可以说是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历史反思的一个例证。

思想史研究大都以知识人为对象，丸山也不例外。《变革》和《知识分子》都是以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为例，具体剖析他们如何利用已知数理解未知数。《变革》的主角佐久间象山，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冲击后提出了“海防八策”，是幕末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论文特别强调了象山“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眼镜”自觉，以及他“对世界和日本的认识的国民化”，即期望每个日本国民都具备科学知识和世界视野，着重描摹了象山作为“彻底的主知主义思想家”的形象。文中还将吉田松阴、横井小楠与佐久间象山作对比，使象山的思想轮廓更加鲜明，也使论文更富层次感。《知识分子》则探究了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的共和个，让读者领略到这三位思想家的启蒙精神和浪漫情调。丸山指出，“三人都是有意识地排除了狭隘的专业意识的文明批评家。他们总是把学问、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主题，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关联中加以把握，尤其把它们视为国民精神结构的问题，做了深入考察。”在这三人身上，东洋与西洋的对峙，以及他们别具个的应对，藉由丸山的提炼和勾勒，总能让我们感受到“矛盾的执拗回响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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