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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我的,共同体核工记翻译 核工记翻译及阅读答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安乐哲和罗思文接受了我对无约束的自我的批评，也同意我的主张，即我们不可能不援引有关美好生活的观念来界定正义和权利。不过，他们认为我的批评还不够深入。罗思文写道：“安乐哲和我想要比桑德尔走得更远，不仅质疑自我的‘无负累’图式，而且质疑任何‘自我’的存在本身。”为了取代自我，我们应当采用一种“完全相互关联的、承当角色的个人”的途径。他引用了安乐哲关于这种立场的总结：“在阅读孔子时，并没有涉及某种核心的人类存在者并以之作为我们真正是谁的载体，一旦家庭和共同体关系的特定层面被剥离，这一人类存在者仍然存在。……那么，生活的目标就是通过在那些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的角色和关系中以最佳的方式行事，为自己和他人实现和谐与享受。”
罗思文接着说道，一旦我们所有的角色被具体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得以清楚地显现，那么，就剩不下什么能称之为“自我”了。他不否认这样一种暗示，即这种人格图景不能说明个人身份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连续或统一。“作为我所‘活出’的所有角色的总和，必须遵循的是，随着我的成长，我的角色将发生改变，因此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承认说，这种看法“与本质自我的本背道而驰。就本质自我而言，我们久已被文化传统同化，认为并感到我们真的是某种或‘拥有’某种在我们生活的变迁中保持恒定不变的东西。在儒家式的解释中，寻求那种本质自我一定如同追逐镜花水月，因为我们是由我们生活在他人之间的角色构成的”。
角色伦理是否提供了一种比德伦理更加切实的、有关儒家经典的解读，我无从评断。但安乐哲和罗思文不仅是在提供一种文本解读，他们也在主张，担任角色的观点，是理解伦理和人格的最佳途径。他们是对的吗？一种既反对自我的存在，又认为人是担任各种角色的并完全由自己的角色和关系所构成的道德观念，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呢？正如安乐哲和罗思文所说，我与儒家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与他们有所不同。与他们一样，我反对说，道德产生于自主的、个体的自我选择。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不考虑道德主体而思考道德”。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版本: 中信出版社·漫游者，2021.9。
让我试着来解释一下原因：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在身份上的延续来自一种“本质”的自我；这种自我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其轮廓既定不变，不会受到生活变迁的影响。但同时我也不认为，人只是他的各种角色和情景的“集合”。在我看来，那种完全集合的图景所缺失的，是叙事和反思（包括批判反思）的角色。不仅是社会角色和关系，而且关于这些角色和关系的解释，都构成了人格。但叙述和解释需要预设叙事者和阐释者，也就是那些试图理解自身境况的讲故事的自我，来评价和评估那些对他们有所要求的各种目标和纽带。这种解释的行为、这种理解，构成了道德主体。
在德安博的文章中，他试图在安乐哲—罗思文的人的观念和我的人的观念之间进行调和；他讨论了罗思文在《反对个人主义》一书中所做的一个类比。那些相信有一种本质的、持久的自我的人，将人看作一个有核的桃子。尽管果皮和果肉会改变，桃核一直都在。针对这种有关个人身份的观念，我们能问：“承担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的那个（真正的）人是谁？”然而，那些认为社会角色和关系构成了自我身份的人，则会将人格看作一个洋葱：当我们把各种角色——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父母、祖父母、朋友、教师、邻居等——都剥除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罗思文用这个洋葱的类比来解释那种反本质主义的、承担角色的人的观念。
我对这两种蔬果的选择都感到不安。我不接受桃核所具有的那种本质主义的暗示；如果我们的身份部分地由我们的目标和纽带所构成，那么，如果认为它们不会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就是一种错误。但是，我也不接受洋葱的类比。或者说，至少我想知道更多一点儿，比如是谁在一层一层地剥开？为什么要剥呢？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由我们的自我阐释构成的。我们的各种角色和关系的改变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们身上，它们还反映并影响了叙事上的改变，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叙事来理解我们的生活。
30多年前，在我接触中国哲学之前，我就试着明确地表达这种叙事的自我观念。当时，我反对的目标是康德式和罗尔斯式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无约束的自我。如今，当我放眼东方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儒家传统产生了共鸣，即便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
想象一个没有诸如此类的构成纽带的人，并不是要想象一个绝对自由的理主体，而是要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品格和道德厚度的人。因为拥有品格就会知道，我生活在一个我既不号召也不命令的历史当中；无论我的选择和行为如何，该历史都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它会使我与他人的距离更近或更远，使某些目标更加适宜，而另一些并非如此。作为一个自我阐释的存在，我能够反思我的历史，并在此意义上与它保持一段距离，但这种距离总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反思所具有的意义永远不能在历史自身之外得到最终的保证。一个拥有品格的人因此知道，他以各种方式被牵扯住了，即便他反思并感觉到他所知道的道德分量（Sandel1982:179）
3
文化间的对话
从这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对我的回应当中，我获得了一个多层面学习的机会。这需要我从一些不太熟悉的角度来考虑那些挑战我的观点，也让我看到中国哲学内部一些不同的角度；这还促动我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当中展开对话。
我能想到有两种途径开展这样的对话。一是站在一种普遍的高度比较各种思想传统，并甄别出它们当中的一些异同之处。这种进路有赖于一些对两种传统都有所掌握的学者，有赖于那些回馈自己新发现的学者。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比较哲学就会对自我封闭的思想传统提出重大挑战。那些将儒家和道家哲学传统与西方思想关联到一起的学者，给狭隘主义提供了一剂急需的良方；这种狭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哲学和政治理论。他们还给那种漫画式的对东方思想的解读提供了某种矫正，这种解读甚至出现在某些西方哲学著作当中，如黑格尔的。
这种高度概括化的比较哲学进路，可以促进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但也可能在无意中阻碍而非促进文化间的相互学习。要甄别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异同，需要学者能够在整体上描绘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所具有的特征。这种概括化的冲动在某些方面是反哲学的，它会剥掉各种传统的丰富，代之以一些细微差别、内在张力和针对每种分歧所产生的解释争论，而这些恰恰是使哲学有意思的因素所在。
如果不是通过整体的比较，跨文化哲学又如何可能展开呢？一个可能就是，从具体细微之处着手，将阐释争论或道德困境当作共同反思、争论和审议的起点。在一些跨文化对话当中，我与一些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互动；我并不邀请参与者代表他们各自的哲学传统发言，也不要求他们自觉认识到自己观点的文化起源。相反，我让他们回答简单、具体的问题。例如：在一场自然灾害之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店老板给瓶装水涨价的行为对不对？他们如何看待那个卖肾买iPhone的年轻人？如果一位官员的父亲犯了法，他应该干涉警方以防止自己的父亲被起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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