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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钏怎么读 为什么王宝钏读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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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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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我们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去？在2021年的逝者中，翻译家许渊冲、翻译家张培基、历史学家何兆武都活到了百岁高龄，最年轻的一位是青年学者刘拓，出生于1990年。许渊冲在睡梦中离开世界，学者唐纳德·斯通于多器官功能衰竭，作家琼·狄迪恩于帕金森并发症，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则是“先打了疫苗，7天后得急胰腺炎，进了ICU，后来又在医院感染新冠”（诗人黄礼孩语），重重病情加身去世。亡降临的根本特征在于突然和意外，在12月的最后几天，噩耗还在接连到来——狄迪恩、历史学家史景迁、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为寒冬平添许多哀伤。
这些逝者为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斯人已逝，教益仍在：苏国勋给中国人带来了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叶廷芳唤起我们对卡夫卡的重视，林西莉丰富了瑞典乃至全世界的汉学研究样态，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引发学界内外诸多探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李泽厚、余英时的20世纪80年代……
对待亡的态度，可粗略划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乐观主义者用化学试剂为遗体整容和化妆，以此装点和美化亡。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森林草坪”公墓被称为“迪士尼亡乐园”，在乐观主义者这里，殡仪馆不妨举办派对，播放摇滚乐，人们把骨灰做成钻石戴在手上。而在悲观主义者那里，《美国式亡》的作者杰西卡·米特福德提倡火化，不举办任何丧葬仪式，也引领了一阵风潮。不论是粉饰亡还是逃避亡，都是试图把亡“藏”起来。或许，当我们不再避讳谈论深爱之人和敬仰之人的离去，当我们思考和拥抱他们留下的遗产、被他们改变的自己，他们就将永远与我们并肩站立。
这个世界上的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失去挚爱亲朋，但我们依旧在残缺的生活中向往明天，向往新的一年。或许就像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写的那样：“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在2021年年末，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斯人已辞，遥寄哀思。
苏国勋社会学家
1942年2月-2021年2月1日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中文世界就已有韦伯《经济社会史》出版，但由于历史动荡，直到80年代，韦伯思想才又成为可以研究的内容。苏国勋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系统研究韦伯的大陆学者。
苏国勋1978年开始在社科院哲学所读硕士，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1980年，社科院挂牌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任所长，这意味着被取缔近30年的社会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地位。苏国勋始终记得在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上费孝通发言的主题——“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这对当时研究外国社会理论的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博士阶段，苏国勋以马克斯·韦伯为题进行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出版为《理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这本书不局限于对现代的讴歌，更写出了韦伯如何揭示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生存的两难。
在“文化热”成为社会主流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国勋担任“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副主编，一系列影响力相当大的译作涌现出来，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他还主持期刊《国外社会学》20余年，担任《社会理论》《社会理论译丛》《社会学名著译丛》主编，以及《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此外，苏国勋培养了很多社会学人才，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就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应星。他的学生还包括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徐冰、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肖瑛、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任熊春文等。
张传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27年2月-2021年2月27日
1956年夏天，已经是青岛四中教导主任的张传玺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主修秦汉史专业。在翦伯赞身边，他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常常说自己如何得益于和翦伯赞学习的那些日子，这让他在黄金时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就这样，张传玺从研究土地私有制问题扩展到研究契约问题，并由于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开始研究铁器、牛耕和盐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之后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也有诸多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北京史、民族史等方面都著述颇丰。张传玺一生撰写学术著作30余种、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不少著作代表着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的一线，教学时间长达60年。
生前接受访问时，张传玺意识到念书之风不如过去，一些年轻人缺乏史学功底，并认为这和硕博教育的时限有关，也和评职称的要求有关，这些都会“误导他们走捷径”。他说，虽然现在发表文章的机会很多，但是一定“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
王福春摄影师
1943年11月-2021年3月13日
王福春原本在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上学，后进入当地铁路部门当工会干事，工作是“写写画画搞宣传”。有一次，工会领导安排他给劳模拍照片，他拿起一台国产海鸥牌相机拍了起来，此后彻底迷上了摄影。借着工作之便，他跑遍了全国铁路线，生命的一大半时间在火车上度过，在此过程中拍下了20多万张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照片。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收录的作品是从他从上千次行程中拍摄的万余张底片里筛选出来的，次年获得中国摄影师“阿尔卡特”大奖。王福春曾经调侃自己是“职业小偷”——偷走火车旅客的影像、故事和人情百态，他的镜头也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一段珍贵历史。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作家老舍之子
1935年6月2日-2021年4月21日
舒乙是作家老舍的长子，19岁时赴前苏联留学，毕业回国后分配至林业科学院，后一直从事相关研究工作。1978年起，舒乙开始发表回忆老舍的文章，出版有散文集《老舍散记》《老舍最后的两天》《我的风筝》等，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等职务。
作家王朔曾怀疑舒乙不称呼老舍为父亲是因为心中有愧，舒乙则称，把老舍称为“先生”是自己身为“研究老舍的学者”要“尽量摆脱亲属关系”、“保持客观立场”，他是应很多人的要求从事与老舍生平相关的研究的，而并非出于自愿。当有人问他是否介意“老舍的儿子”这个称呼时，他答道：“不是很介意。这说明一方面是我的成就还不显著，另一方面是他的成就太高了。我想只有碌碌无为的人才会介意这样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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