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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美国,中国,战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近年来，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的调整与变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种种迹象表明，从政策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美国均已退出了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关注重心从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转向关注重点国家，并聚焦中国。此次调整不仅是增设具体的机构或者部门，甚或调整分工，更重要的是实现部门的统筹和协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情局的调整都具有此种特征。这也是近年来美国一再强调的“全”方式的体现，即以系统的方式应对所谓“系统的挑战”，所有部门协调联动，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同步行动，以服务美国对华长期战略竞争。

三、美国对华决策团队转换

对华决策团队是观察美国对华战略的另一个窗口或者指标。从冷战结束到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对华决策团队的政策偏好相对确定，关注议题总体明确，因此，换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特点依然有迹可循。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有较为清晰的区分度，也有较强的延续。随着特朗普执政，美国对华决策团队的确定和清晰度都在发生转变。

特朗普和拜登的政治履历以及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差别很大。特朗普缺少从政经历，言行不拘小节，喜欢颠覆成规，不接受官僚体系的约束。他不了解中国，但在对华政策上有极为简化的认知和执念。拜登几乎和特朗普正相反。他于1972年担任美国参议员，洞悉华盛顿的政治游戏规则和官僚体系特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并亲身感知了美国实力和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拜登全程经历了中美关系缓和和建交后的发展，目睹了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拜登不仅长期以议员的身份参与美国对外政策，而且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亲自参与了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特朗普调整对华战略的旁观者。拜登甚至算得上是熟知中国，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其当选总统，拜登曾四次访问中国，见证过贫弱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和崛起的中国。两位总统虽然履历不同，但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其政策倾向的区分度越来越模糊，这与以前已大不相同。

特朗普和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对中国的了解差异明显。特朗普组建的对外政策团队并不熟悉中国，无论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其他职能部门的关键岗位上，其主要官员要么根本不了解中国，或者对中国持有较深的和较明显的敌意，要么了解中国但一直远离决策核心。通常情况下，这些人员不太可能进入参与政策决策和实践，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恰恰是他们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特朗普执政期间更换了多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中弗林任职极为短暂，影响非常有限；麦克马斯特属于中规中矩的类型；博尔顿属于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奥布莱恩则具有较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偏好。无论特朗普是否倚重这几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们在对华政策上都不属于温和或者友好的力量。另外几位深刻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同样对中国充满敌意，例如，在总体战略问题上影响很大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在经贸问题上很有影响的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在对华和亚太政策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博明。他们的世界观、中国观和方法论已经在诸多言论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强硬、缺乏耐和不惧冲突是他们对华政策偏好的主要特征。

其他机构的对华政策团队具有类似的特点。在国务院，特朗普的第二位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发表中美之间存在“文明较量”之类的言论，该部门的关键人物余茂春在对华政策上同样偏向强硬立场；被提名为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因为在对华政策上偏向温和而很早出局，接任其职位的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知华而强硬，属于较为典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其职位在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y Shriver）与史达伟的风格相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等人倾向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处理中美经贸争端，但他们对特朗普的影响都不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因为主张对中国加征关税而得到特朗普的大力赞赏，成为处理中美经贸争端的关键人物。

相比而言，拜登则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团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负责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中国和中国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在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J. Kritenbrink）、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梅健华（Kin W. Moy）、主管多边事务和全球中国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铉（Jung H. Pak），以及主管中国、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Rick Waters）；在国防部，负责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卡尔（Colin H. Kahl）、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蔡斯（Michael Chase）等。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中情局长伯恩斯和即将赴任的驻华大使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等人，同样是美国对华决策团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拜登特别强调在对华政策上要采取“全”的方式，负责其他地区或者负责功能议题的官员，以及诸如克里担任的气候变化特使也将参与对华决策。

纵览拜登的对华决策团队，其特点非常突出。第一，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他们熟悉所主管的业务，曾经撰写并发表过相关论文或者评论文章，曾经在部门担任过较为重要的职务，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政治决策过程。第二，这是一个熟人团队，其中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与拜登总统有过各种各样的交集，曾在拜登担任国会议员、副总统、参加总统竞选以及总统竞选结束后的过渡时期为其服务，相互间的合作时间较长，协调程度较高。第三，这是一个熟悉中国议题的团队，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能说中文，曾有过在中国短期留学或者访学以及学术交流的经历，也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参与过各项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并且与中国官员有过较多直接打交道的经验。第四，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国务卿布林肯不到60岁，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助理国务卿康达、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等皆为“70后”，其他成员则是“80后”甚至是“90后”。第五，这还是一个专业旁观者团队，他们曾目睹特朗普以极其对抗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中美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互动。对比冷战结束后到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团队还可以发现，在特朗普和拜登内已经很难看到华尔街的力量，美国重要的商贸利益集团在中的声音持续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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