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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美国,中国,战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美国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苏联研究的勃兴和苏联问题专家队伍的快速发展。美国对苏联的研究始于二战后期,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设立的苏联处有60名社会科学家。二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在1946年设立了俄罗斯研究所,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设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但从业者不多。冷战开始后,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成为热门学科,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有13所大学设立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聚焦俄罗斯、斯拉夫和苏联问题研究。大学、基金会和美国共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敦促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拨付款项支持区域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成为最受益领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在20世纪70年代也大力支持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冷战意识形态冲突成为美国国内苏联研究的最重要驱动力,机构则成为苏联问题专家最重要的雇主。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达到鼎盛,成立了58个研究中心,有83个颁发学位的项目,学习俄语的学生达到4万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都是冷战的产物,服务于军事和情报等需求,以利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
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推动美国进行第二次战略调整。美国希望享受“和平红利”,尝试调整对外战略,但难以迅速明确调整方向。克林顿提出了“接触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重构美俄和美中大国关系。美国还曾提出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推行“价值观外交”,推广民主制度,介入多个国家的内战和地区冲突。然而,美国的战略调整目标不明、方向不清,在欧洲方向尝试重构美俄关系,却因美俄之间的种种分歧导致美国推动北约东扩,重返防范俄罗斯的老路。美国也曾尝试根据新的安全形势裁减并重组其军事力量,但进展不大。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美国对外战略的冷战架构并没有改变。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主义袭击,推动美国从冷战后时代走向反恐战争时代,美国以反恐为核心任务的战略调整类似二战后转向冷战的调整。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对国会和全国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所有地区的每一个国家现在都要做出决定: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新共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规划及手段都要为此做出相应调整。美国同时调整了对外决策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反恐需要。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国土安全法》,将22个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其主要使命是反恐、边界安全、移民和海关、网络安全、预防灾害和灾害管理等。由于“9·11”恐怖袭击暴露出美国情报工作的失败,美国国会通过了《2004年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其主要任务是整合国外和国内情报,以保护美国本土和海外利益。美国还加强了对中东、中亚、南亚、北非等地区问题的研究,培养相关领域的人才,以服务反恐战略需要。
回顾二战迄今美国的三次对外战略调整所采取的举措,大致可见四个特点:第一,凝聚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共识;第二,配置美国综合力量指向特定国家或方向;第三,国内决策机构做出相应调整;第四,在相关国别或区域问题上培养决策所需的支撑力量。这既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体现出的主要特点,也是战略调整从畅想到落实的时间过程,它既能总结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可成为解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参照指标。
二、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
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就在筹划退出反恐战争,但退出过程颇多波折。直到2021年8月底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美国才算为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画上句号。美国退出反恐战争的同时开始调整对华战略。对比二战结束后美国前三次对外战略调整的特点和过程,可以发现此次对华战略调整已经具备了系统调整的所有指征:国内基本达成对华战略调整的共识,重新配置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同时尝试调整决策机制,并培育所需人才。
一般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始于2015年美国的对华战略辩论,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此同步。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共识形成和巩固的阶段。2017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竞争者”“修正主义大国”,认为中国挑战美国权势、影响和利益,损害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此后,美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频繁发表对华政策演讲,论述调整战略的必要。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指针》;6月底到7月底,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和国务卿蓬佩奥密集发表讲话,力证调整对华战略的合理。经过特朗普的推动,美国行政部门内部、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国会两党议员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在对华战略调整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拜登执政后在对华战略上延续了调整的势头,强化了对华战略新共识。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重新重视亚太地区,积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各层级交流和对话,调整同盟关系。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美国提出调整军事部署,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在军事战略理念上提出“空海一体战”。奥巴马的对华战略调整因为“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以及克里米亚危机受到掣肘,美国未能真正退出反恐战争,战略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实施力度有限。如今,随着完全退出反恐战争,美国更有能力将各种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倾斜。
关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调整的争论、美国配置综合力量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研究比较丰富,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将聚焦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和决策团队两个指标,以评估此次战略调整的程度、方向和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的调整与变化体现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新增涉华部门和项目上,其导向国家、聚焦中国的特点非常突出。
第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涉华部门,相关团队的规模出现显著增长。冷战结束后,中国并非美国的战略重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中国、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放在一起设立了一个主任职位(Director for China, Taiwan, and Mongolia Affairs),该职位从属于亚太事务资深主任(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据报道,拜登已经调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涉及中国的机构设置,原来的中国、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部门调整为中国和中国台湾事务部门,新设一个资深主任的职位,由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担任;另设多个主任职位,由杜如松(Rush Doshi)、葛维茨(Julian Gewirtz)、席恩(Jonathan Czin)、韦尔奇(Jennifer Welch)担任。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了印太事务协调官的职位,该职位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负责区域涵盖中国、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现由坎贝尔(Kurt Campbell)担任。设置印太事务协调官这一职位,极大地提升了亚洲在美国政策机器中的战略重要。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拜登还新设了气候变化特使职位,由前国务卿克里担任,他在中美官方对话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曾两次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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