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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美国,中国,战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十八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时间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此外，国会的两党议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近年来，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愈发积极主动，频繁发起立法动议，与行政部门的对华战略调整相互呼应，共同对中国施压。以第116届国会为例，此届国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提出了366项涉华法案，内容涉及贸易、投资、国家安全、人权、信息技术等方面。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批少壮派国会议员快速崛起，诸如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49岁）、霍利（Josh Hawley，41岁）、科顿（Tom Cotton，44岁），他们是“后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新星，擅长在对华政策上展示强硬姿态，推动行政部门强化和固化对华战略调整。国会议员并不直接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但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将越来越突出。

对比特朗普和拜登对华决策团队会发现，两届的区别十分明显，但其对华政策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仅有方式和方法之别。为何如此？一部分原因是中美关系的质发生了变化，导致合作和协调的空间收窄、冲突和对抗的内容扩大。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代际转换”：老一代“中国通”陆续退出舞台，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开始从不同角度以各种形式影响和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新老两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专业素养、知识体系、经历和阅历不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观感有别，因而在对华政策实践中也体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别在中美互动中呈现得越来越清晰。

老一代“中国通”对中国的认识既是“碎片化”的，又是“系统”的。他们的中文不一定流利，但他们的阅读面比较广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多元的、多维的、立体的。他们看到过中国从封闭保守转向改革开放，从贫弱走向富强。他们了解中国的复杂，懂得中国东西南北中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强大的美国和逐渐强大的中国。总体上他们的底气比较足，自信心比较强。他们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端详中国，一方面热切期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朝着效仿美国和广义上的西方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愿意试着理解中国的政策逻辑和中国特色。老一代“中国通”曾经历过美苏冷战，深知大国竞争和对抗的风险，当他们成为对华战略决策团队成员或者为美国对华战略提供咨询时，他们的风格是传统的、经典的外交模式：不但讲政策，同时讲政治。

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接受过较为系统的训练，在某一专业领域“专精”程度很高。他们曾多次在中国旅行，看到过最近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发展，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发达的沿海省份。他们目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对外政策中的“维权”行为逐渐增多。他们看到了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和式微的美国，因而具有更强的竞争意识。他们熟悉专业领域，有过参政经历，并长期浸润在政策圈。他们处理问题不一定在意全局思维，却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而非“讨论”问题的主观倾向。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没有经受过“冷战”的考验，当他们进入部门成为对华决策团队成员或者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政策咨询时，他们的风格偏向强硬，讲政策而不一定讲政治。

四、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前景

小布什将美国从冷战后时代带入反恐战争时代，奥巴马尝试退出反恐并将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即在此背景下启动，特朗普政加速了这一进程，而拜登正将对华战略调整转化为政策行动。

促成此次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原因。反恐战争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美国需要从中退出以止损。“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采取的反恐行动不仅针对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而且瞄准了“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随后又将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反恐波及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大，以至于美国陷入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如此，美国的初衷也从打击恐怖主义转向了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甚至致力于重建部分所谓“失败国家”，导致其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美国反恐的边际效益持续降低，中国开始成为美国战略调整指向的新目标，退出反恐战争成为理的选项。

美国寄望“内病外治”，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的“反噬”。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美国的推动下迅速推进，美国因拥有领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资本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经济全球化为华尔街的大资本和高新技术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挤走”了美国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中低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可以外迁，但美国的产业工人无法随之迁移，这导致诸多从业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美国的贫富分化由此加剧。这些国内问题本应由联邦解决，然而激烈的党争导致这些社会问题未能缓解，美国转而将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归咎于中国。

随着中国日渐崛起，美国认定中国的维权行动已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于是调整对华战略以应对维持国际霸权地位面临的压力。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加强维权行动，这被认为是对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同盟关系的挑战；中国在台湾海峡展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决心和意志，被美国认定为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挑战美国对台承诺；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地缘安全战略，旨在挑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加强或创设地区机制，被认为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中美要尊重彼此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对外政策中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美国不予积极回应，并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看作是“输出”中国模式。

从美国启动对华战略辩论，到美军宣布将更多战略资产部署到“印太”地区，再到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以及对华决策团队的代际转换，美国此次对华战略的调整类似二战结束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

拜登执政后，美国采取的诸多对外政策行动正激化和固化竞争乃至对抗的态势。在外交上，美国推动欧洲盟友与其协调对华政策，建构“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在经济上，美国采取多项政策行动，旨在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中美“脱钩”，并动员发达经济体追随其采取的类似政策，以“小院高墙”的方式重构产业链，排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美国高层官员围绕新疆问题大做文章，肆意攻击中国，制裁中国官员，企图以此为工具完成对华战略调整的国内和国际动员。

拜登总统及其对外政策团队辩称无意与中国对抗，也不打“新冷战”，但其各项政策行动却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意涵。与中国开展“激烈的竞争”，并不能解决美国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今天的中美两国与二战结束后的美苏两国已大不相同。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已导致中美消极互动态势长期化和常态化，而这个过程将蕴含较多的意外和危机风险。

本文2022年1月4日首发于《当代美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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