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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草附木是什么意思(一草一木依草附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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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四、如何理解《总目》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归类？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否定《总目》的分类，而是想通过对《文心雕龙》一书在学问-知识质上的重新贞定，以揭示《总目》分类的不尽合理之处，让我们重新反省传统“图书分类”与学问-知识分类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差异。

在《总目》中，清代官方学人将《文心雕龙》一书放入“集部”的文学评论类，既没有放在经学类，也没有放在子学的儒家类。作为今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总目》作者群的这种分类是错的，而是要在理解清人四部分类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在《总目》的作者群看来，经以及经学，是这样一些著作：“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12]这就表明，经书是绝对真理，是裁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万世不变，后来者不能对经的内容做任何评论，而能够做的事情只是对经中文字、语句进行训诂而已。而能够评论的只是对各种“诂经之学”内容进行次第的考量而已。与绝对真理的意思相类似，“经”书还是天下之“公理”，因而也是取舍其他著作的所以然之根据，如《总目》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13]取舍众说的所以然的根据，亦即标准，在于经书所体现出的“公理”。

而《总目》所说的子部著作则是这样一些书籍：“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4]这些子书，虽然也是一种阐发道理的著作，但都是“杂学”而非正学，说理一类的“正学”是由经书所阐发或给定的：“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5]

由上所论可知，四部分类的“子书”是杂学，就其对“治道”的重要而言，价值次第排在史类著作之后。当然，杂中有醇，子部类的著作中，儒家著作是“六艺”的支流，与经类作品的质最为靠近，故于子部类著作中，儒家著作冠于子部之首。“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16]

《总目》是官修的目录学的著作，其对于古代学术、知识的取舍，有严格而界限分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取向。对于作为“杂学”的子部学问-知识，其中的儒学因为与“六艺”（实即“六经”）是同一谱系而居支脉，故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实际上，《总目》对于古代著述与分类的取舍标准是极其严苛的。

就《总目》的作者群来看，集部著述即是古代的“文章”，在今日属于广义的文学。这些“文人辞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17]。这种有关集部著述质的评价，实际上还是以距离“治道”远近为标准的。在《集部总叙》的开头，《总目》的作者群认为：“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18]这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表达了一种轻视“文章”价值的态度。实际上，《总目》作者群根本就没有很好地研究“集部”的许多作者，仅以屈原的《楚辞》为例，其中的《天问》篇，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哲学思考，而《离骚》篇又怎么能说与“朝廷无预”？大约出于乾隆的意旨，《集部总叙》结尾部分专门将钱谦益拿出来斥责，说道：“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少哉。”最后又说：“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19]可见，“集部”作品也有与“治道”相关的内容，而不只是文人争名誉类的文字而已。这种前后相距不远的一段文字里就表现出如此的矛盾现象，我们能说编撰者缺乏基本的思维逻辑吗？恐怕不能这样下结论，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图书分类的理论逻辑服从了政治权威的逻辑，而以“治道为中心”的学问-知识分类逻辑，在现实的皇权势力面前，就下落为思维逻辑服从了政治权威的逻辑。这是传统皇权专制社会里学术研究与理论探索的不幸。

《总目》将《文心雕龙》一书归入“集部·诗文评”一类，从图书分类的角度看，自有其分类体系的内在合理，在此我们无须对其做过多的评价。但从学问-知识的创发来看，《文心雕龙》一书显然具备子部类著作“博明万事”“入道见志”和“表面为论，实归诸子”的三个标准。而就其对诗文评价所坚持的思想标准——以道为源，以儒家的圣人为宗，依经立义的三项标准来看，将《文心雕龙》看作是宗经类的诗文评著作（即今日的文学评论或美学著作），亦未尝不可。而将《文心雕龙》这部著作视作中国中古社会一部具有思想创发的经学著作，并非是要为《文心雕龙》一书贴金，提升它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恰恰相反，将《文心雕龙》一书纳入中古经学作品的谱系之中，可以改变我们对经学的刻板印象，使我们对“经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具有的创发与生命力，有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作两个时代——“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认为汉以后的中国哲学基本上依傍经文而没有多少创新，只有先秦的子学才是思想创新的代表。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一批信奉新学的人，多视经学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毒瘤。青年时代的周予同，有感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活动，愤怒将经学视为“僵尸”，大声地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20]而“疑古学派”通过对历史与经载的史实的怀疑与考据，将经书、经学史学化，消解经书、经学在文化价值与信仰方面的意义。他们对于“经学”的这些认识，当然与时代的风气与政治气候相关，但也与他们对于“经学”的内容与著作狭义化理解有关。通过拓展“经学”内涵与著作的范围重新思考，也许可以让我们对“经学”有更加鲜活的认知。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部分）

五、对传统学问分类思考的当代意义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传统的经典研究都属于人文类知识，即使是有关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属于人文类的知识。在现代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核心、为主干，以经济利益与效益为首要目标的知识社会学的语境当中，广义的传统人文学知识的地位及其现实价值，日益滑落，而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分类的问题思考与研究，在今天看来似乎也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所发育、成熟的一整套天人关系理论，需要得到深入的思考，以有益于当代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建设活动，尤其是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健康。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在现代化之初，因为阻碍了现代化的工业与商贸发展而遭到唾弃，其中所蕴含的“以治道为中心”的合理内核，并没有被现代的中国人所吸收。《总目》中经史子集的部类排列，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数学次第的排列，而是蕴涵着一种价值重要的次第安排。因此，《总目》中的四大部类图书次第，实际上也是一种有关于学问-知识的价值秩序的排序。经、史之所以安排在价值序列的第一、第二位置上，是因为这类学问-知识与社会治道的维持、延绵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子、集二类学问-知识则相对而言与治道的关系较为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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