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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草附木是什么意思(一草一木依草附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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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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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从学问-知识的质再论〈文心雕龙〉的分类问题》，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1年第3期。

摘要：从古代图书目录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归在集部诗文评之类，没有任何不当。若从古代学问-知识的质角度看，《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依经立义”的“宗经”类经学著作。如果从“经学即子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亦可以视之为魏晋以后“入道见志”“弥伦群言”“精研文理”之类的新子学的著作。从学问-知识质的角度重省《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目的不在于推翻《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原则，而是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实际上包含着的内在创新活力，改变我们对于经学的刻板印象。

关键词：《文心雕龙》 《四库全书总目》 学问-知识 经学 子学

作者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大纲一、图书分类与学问-知识分类的联系与区别二、《文心雕龙》是一部“依经立义”的宗经类经学著作三、《文心雕龙》在何种意义上说又是一部典型的子学作品？四、如何理解《总目》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归类？五、对传统学问分类思考的当代意义

从中国古典图书目录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一书被《四库全书总目》纳入集部文艺评论类，并无不妥。但自唐代以来，一直到现当代，学者们围绕《文心雕龙》一书的归类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息。从唐代的刘知幾到当代的一些研究者，将《文心雕龙》一书看作是子书的人，大有人在，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争论双方的观点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时很难遽下定论。[1]不过，就笔者的阅读视野所及，在《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史中，尚未看到有学人将该书看作是经学类的作品（当然有很多学人讨论刘勰的“宗经”思想）。[2]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问-知识的质而非图书分类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文心雕龙》一书的分类问题，将《文心雕龙》一书看作是中国中古社会一部既具有思想创发的“宗经”类的经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入道见志”“弥伦群言”的新子学论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四库全书总目》分类的内在理据，进而重省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分类的当代意义。[3]

目前《文心雕龙》最古最善之本——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部分）

一、图书分类与学问-知识分类的联系与区别

当前，伴随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国学”的问题，传统中国典籍采用的经史子集的分类问题也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围绕着新经学、新经典等问题的展开讨论，何谓经，何谓经学，何谓子学？经学究竟需要又面对哪些著作？这些问题依次进入学术讨论的视野。具体到《文心雕龙》一书来看，学术界有关它是集部著作还是子部著作的讨论，从未间断。就学问-知识的质来看，《文心雕龙》一书表现出了强烈的思想独创，应当是一部标准的子部著作。然而，略微深入考察一下该书的结构，思想权衡的标准，均与儒家的圣人、经典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中，《原道》《征圣》《宗经》，莫不是以圣为师，依经立义。因此，就其思想的宗旨来说，将《文心雕龙》一书视之为中古时期一部颇具思想创发的宗经类的经学著作，亦不为过。更进一层，若再进一步深究其中所说的“道”的具体内容，刘勰所说的“道”，既不是两汉儒家、经学家们所信奉的道，也不是唐宋儒者所讨论的道，而是综合了道家、《易传》、荀子等流派与思想家群体所言之道。因而，从“原道”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一书又不能简单地说是宗崇汉以后儒家“五经”为主的经学类著作，它更多地表现为魏晋以后新子学“弥伦群言”“精研文理”，借助广义的文章以体现作者“入道见志”的思想创发。同时还保留了先秦士人以立言求不朽的创作动机，因而又可以被视为魏晋时期“新子学”的一部借文论道的理论著作。曹丕《典论·论文》高度肯定文章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刘勰的人生位置使得他不敢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这句话，但他也认为文章之用，与经学、军国大事密切相关。通过对文章的研究可以让自己获得像马融、郑玄诸注经师一样的不朽人生。

与先秦诸子学在质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两汉诸子学缺乏一种自开户牖的精神自觉，他们多依傍经学经典，杂采诸家而立言，多以直接地追求世功为目的，还缺乏明确的以立言求不朽的精神自觉。无论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是扬雄的《法言》，都是自觉地依附于儒家之经，替圣人立言。只有王充一人可以说是自立权衡，扬榷古今，表现出诸子学的精神独立。而两汉以后的诸子作品，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的看法是：“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缺乏应有的思想创造。按照现代学术史的观点看，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士人精神独立而表现出人的自觉时代。通过“文学”即“立言”的方式而追求人生的不朽，是魏晋士人精神独立的一大特征，而《文心雕龙》一书恰恰表现出了这一士人精神独立的时代要求。

依附于图书分类的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分类，如经与子关系（当然也包括经与史、集与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仅以《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为例，可以看出传统学问-知识分类的关键变化。刘向著的《七录》、刘歆编著的《七略》，今已不可见，所幸《汉书·艺文志》基本上保留了《七略》的分类体例。七略的“辑略”是总论部分，不包含具体的学问-知识类型，因而实际上是“六略”。《六艺略》实际上是经与经学类的著作，包含一部分史籍，如司马迁《太史公书》。《诗赋略》实际上是后来四部分类中的集部图书。而《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实际都归入了后来的子部图书之中，属于子部学问-知识。这“四略”既是图书分类，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学问-知识的分类。《兵书略》主要是军事类著作，《术数略》《方技略》的内容属于后来广义的科技知识，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医学知识。因此，从《艺文志》的分类情况来看，实际上只有后来四部分类中的经、子、集三大类，并没有后来四部中的史部。史部被经部所包含，子部实际包含了诸子，和除诗赋（即后来的集部）之外的兵、阴阳等诸家，内容占据了上古学问-知识分类数量上的大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周王朝的一统王官之学解散之后，由于要应对社会治乱及其他诸事，春秋末至东汉初这八百余年里，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化大创新、大发展的时期。

考察《艺文志》的图书与学问-知识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价值判断上并不是中的，而是带有明确的“尊孔尊经”价值倾向的，对于“诸子”之言给予了否定的价值判断：“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这一“尊经贬子”的价值倾向虽然没有被《经籍志》所继承，但《经籍志》的图书与学问-知识分类也有价值倾向。《经籍志》对史书或史类学问-知识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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