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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梁怎么读(木梁上写什么)
平遥,同济大学,苏州木梁怎么读(木梁上写什么)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问：面对这样的责难、侮辱，您怎么办？
阮仪三：我是不怕的，我没有动摇的时刻。平遥要开路，我就挡在推土机前面，说要开就从我身上开过去。在九华山，我阻止村民拆庙毁绿，他们晚上举着砍刀追来，我好汉不吃眼前亏，逃了。但我逃出去之后，四处告状，虽然不认识安徽省委，但我给他发了5页纸的电报，花掉近一个月的工资。这些年，我每年贴钱做保护的事，所以我是买不起房子的。
几十年来，我做工作坚持不懈，从不妥协。我能反复争斗，讲求实效，讲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我办事先交心，无私心杂念，日久见人心。我相信人们以后会记得我，因为我努力保护原汁原味的历史原物，并希望它能成为生长新东西的土壤和源泉，我愿做这些原真沃土的守护人。我提倡原样原修，反对做假古董。我提出用四（原真、整体、可读、可持续）五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去修复历史遗存。
在保护古城古建筑上，我和上一辈的一些老专家的想法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是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组的成员，那时部分老专家认为，对建筑而言，只要发现了，认真做了记录，留下图文资料，就无愧于后人了。因此，拆除老房子成风时，他们熟视无睹，只是争相拍照画房子。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我们既要认真记录，更要设法保护。
我不怕，不怕苦，最难受的是那些没有保下来的老建筑。人人都说我“刀下救平遥”很厉害，其实，当初平遥周边还有很多古镇，我都没救成。比如平遥有个姐妹城市，规模比平遥还大，有完整的城墙、钟鼓楼、孔庙，还有保存很好的民居。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毁了，心痛得不行。
1979年，阮仪三在九华山
1979年，阮仪三在九华山作总体规划汇报
【讲台：也是“战场”，怎能放弃？】
为保护古城古建筑，阮仪三四处奔走，到处演讲，努力唤起人们心里对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产”的情分。
修古建筑，先要修人心。三尺讲台，亦是阮仪三的战场。他横刀立马，用与面对轰鸣的推土机同样的勇气，再加上耐心，去面对围绕着保护与发展的种种混乱思潮，正本清源。人的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问：一辈子投身古城古建筑的保护与发展，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阮仪三：人，人是关键。
我们刚开始做古城古建筑保护的时候，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当地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当地的技术人员，既缺乏对古城古建筑价值的认识，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在平遥，我说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解决平遥城里的交通问题，以避免拓宽道路这种破坏的方式。每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从县长到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单行道。
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阻止各地破坏古城古建筑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要加紧普及教育。我就在同济大学开了培训班，请平遥的领导干部到我这里来学习。他们说没钱来上课，我说我不收学费，再让学校出证明，让他们可以报销路费。我连办了三期培训班，每期3个多月，把平遥管城市和管文物的领导干部，都培训了个遍。我不仅给他们上课，还带着他们去苏州、扬州参观，请他们看人家是怎么保护、怎么修缮、怎么发展的。这些人回去之后就成了我的“战友”。
这就是我的方法：不仅要抢救古城古建筑，更要培养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员，让队伍越来越壮大。人的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我一直坚持办培训班，后来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的授权，正式成立了“城建领导干部培训中心”，办了局长班、专业证书班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干部培训班，我兼任主任12年。我80多岁了，但我现在还去中心授课。其他高校和各地请我去授课，我都去。只要人家听得进一两分，我就没白说。
问：这么多年来，您一共给各地领导干部上过多少课？
阮仪三：这个没法统计的，太多了，只要他们肯听，我就愿意讲。我准备了不同版本的课程，有讲古镇保护和发展的，有讲风景区规划的，有讲历史建筑修缮的，他们想了解什么，我讲什么。他们肯听两小时，我就讲两小时；他们只给我20分钟，我就讲20分钟。但我都讲得很生动，让他们听得进去，听了还想听，因为我手里有大把鲜活的例子。
为培训，我还主持编写了《城市建设与规划基础理论》，成为全国的示范教材。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仅要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丰富他们的经济、法律知识，也要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
问：这些经过培训的各地领导干部，后来都成了您的“眼线”了吧？所以各地一有破坏古城古建筑的事情发生，您总能第一时间知道。
阮仪三：是啊。这么多年下来，我在每个古镇都有好朋友、老朋友，他们大多是老镇委、老镇长。基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脉，理解了保护历史遗存的意义后，都很积极地投入到保护发展工作中去了，他们都是很好的干部。现在，每逢过年，他们都会给我送年货，活鸡什么的，我都没地方找人杀鸡。
阮仪三与松浦晃一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吴启迪（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万钢（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吴志强（时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合影
阮仪三给外国专家讲解江南水乡
问：除了培训各地领导干部，您还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
阮仪三：虽然我的实践活动很多，但我首先是一个称职的教师，讲台也是“战场”，怎能放弃？1961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分配在城市规划教研室；1964年，我就独立开课讲“城市建设史”，并担任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的指导老师。我对教学是很认真的，备课资料充分，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我上课从来不点名，但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还有旁边复旦大学的学生跑来蹭课，有时弄得我们本校的学生反而没了座位。
经过多年积累，我开创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这一新的教学学科，编写了第一部这方面的教材，招收了这个方向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方向的研究生。我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有很多是非常出色的人才，他们跟着我一起，丰富了城市遗产保护这门新学科，并和我并肩作战，一起保护了很多古城镇古建筑。他们离开同济后，如同一颗颗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
而同济大学，始终有一支由老教授、中年骨干和青年才俊组成的从事历史城市和建筑遗产保护的专业团队。这支团队，在全国的城市遗产保护以至国际历史遗存保护领域都卓有声誉。上海的名城建筑保护工作领先于全国，不能不说和上海有一群这样的同济人有关系。
屈指一算，我近一个甲子的教师生涯，为保护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培养了大量的接班人。
问：您的培养方式十分多元。我注意到，您一直在主编出版《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今年出到第四本了，这一系列成为您指导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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