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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梁怎么读(木梁上写什么)
平遥,同济大学,苏州木梁怎么读(木梁上写什么)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选择同济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姨妈叶懋英,她是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也建议我考同济。
问:当时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实力怎样?
阮仪三:非常强。同济大学建筑系很特殊,是合并了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建筑系而成的。“文革”中,同济大学被批判是“八国联军”,说我们资产阶级思想很顽固。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同济大学是百花齐放、兼容并蓄。
时任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冯纪忠教授曾留学奥地利,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金经昌教授和校长李国豪都曾留学德国,他们都受过欧洲建筑学方面的长期教育,水平都相当高。那时我国在经济、外交上向苏联一面倒,同济大学也有苏联专家派驻进入。但冯、金他们提出,苏联专家在建筑方面的水平是不高的,他们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魏玛大学引进了雷台尔教授来同济教城市规划。
问:同济大学那时候就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
阮仪三:自20世纪50年代起,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天津大学都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个专业被有关部门取消了。但同济还是以城市建设的名义继续上课。到了1964年,上面又说没有城市规划专业不行,要重新恢复,但那些已经撤了专业的学校,教师都走了,资料散失了,一时无法恢复。这样,同济就成了当时全国唯一有城市规划专业的大学。
1972年,阮仪三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同仁
问:雷台尔教授给同济大学带来了什么?
阮仪三:1958年雷台尔教授来到同济时,我在念大学三年级,听了很多他的课。他开了一门欧洲城市建设史的课,每周两次,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理念。他还带来了1万多张幻灯片,有些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是魏玛大学和洪堡大学的,因为他是洪堡基金的负责人。
雷台尔教授不仅完整讲述了欧洲城市发展史,还介绍他们是如何修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城市带来的创伤。欧洲很多城市在二战中被轰炸,在城市恢复建设过程中,他们没有采取推倒旧城建新城的方式,而是有选择地保护或者恢复古建筑。他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建设新城市,就是新城运动;一种是更新古城,用现代科学技术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叫古城复兴运动。他给我和我们同济人上了一堂重要的理念教育课,我们同济人脑子里就有了古城保护的概念。在后来全国的城市规划中,在古城保护方面,同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雷台尔教授向同济建议,中国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古城众多,应该好好研究、好好保护。我们系的董鉴泓先生主动承担了这项开创的研究,着手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1961年我毕业,董先生要我去做他的主要助手。从那时起,我俩天南地北地考察各地的城市,同时埋头书库啃读地方史志。
问:您跟着董先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阮仪三:董先生确定了一批中国的重要城市,据此排了考察路线。1962年,我们从上海出发,先走西南地区这条线。我们先坐火车到贵阳,再到安顺,再转到遵义,过娄山关到四川重庆,之后是内江、眉山,一站站走过去。这一条路线的全部过程,现在我还能全部回忆出来。
走完西南,走西北、东北,最后是东南。董先生没有走完全部路线,后半段是我单独带着研究生走的。
问:路上的条件很艰苦吧?
阮仪三:那时的汽车一坐就是三天,翻山越岭,路况非常差。人在车上也是满身满脸的灰土,天又热,汗水就夹带着尘土从我们的头上流到脸上,再从下巴流到脖子,一个个都成了泥猴。晚上睡觉的小旅店,被子黑乎乎的,都是跳蚤。我每次结束回到家,是不能直接进家门的,家里人递一包干净衣服给我,让我去外面澡堂洗了澡、换了衣服才能进门。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边走边调查,看到那么多各有特色的古城,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可惜,当时我们缺少保存资料的好设备和好措施,仅有的一架照相机,是向学校借的,使用胶卷还有严格的限量规定。使用上的受限和我们摄影技术的不熟练,造成一路上拍的照片又少又不好。但即使是这些照片,还有我手写的大量的资料卡片,都在“文革”中被毁了。
问:董先生当时为什么挑中了您?
阮仪三:因为在董先生之前,我已经在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早在1956年,陈从周先生就提出,“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个结论是他经过5年的调查踏勘,后又亲身参加园林修复,带领同济建筑系学生做教学实习得出的。《苏州园林初步分析》是他的成名作。我进同济第一年,暑假就跟着陈先生去苏州做旧宅测绘,我家在苏州,人头熟,自然要帮老师多干点事,后来去扬州测绘也是这样。所以我和陈先生接触特别多,大家也都知道我喜欢古建筑和园林,人也好学。
问:梁思成在1955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拉开了“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对古建筑和园林的研究,是有风险的吧?
阮仪三:同济大学对学术采取包容的态度,求真务实,不搞派系斗争,对教授们很保护。
从陈先生自身来说,对古建筑与园林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不考虑什么风险,因为古建筑与园林承载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他连续几年,带领学生把苏州、扬州的优秀民居和古典园林做了详细的测绘研究。为给学生作具体指导,他爬梁上屋,和我们一样黑灰满身。
20世纪60年代,古建筑和园林遭到严重破坏,地方上的资料也都散失了。到了80年代,苏州、扬州的古建筑和园林要修复、重建,全靠陈先生保存和提供的资料,他对中国的古建筑和园林功不可没。他的《说园》《园林谈丛》《苏州旧住宅》《中国厅堂》等成为传世名作,有的还被译成多国文字。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大发展,发生了许多建设的破坏事件。陈先生大声疾呼:“我是消防队,到处救火。”他确实救了不少名山名园,但也常常痛心于没能救成功的。他在1983年专门带我和几个学生去看明代的卢宅,那是明代扬州最大的宅院,他在大厅里围着楠木做成的大柱子,指点我们明代建筑的特征。
当时卢宅被一家糖果厂占用,在大厅里生明火做芝麻糖、炒米糖。陈先生急坏了,说这些木梁、木柱会被炉火熏烤坏的,还容易引发火灾。他要求停止生产。现场没人听,工人嫌我们多事。陈先生就四处告状,最后找到扬州市长。市长一口答应把糖厂搬走,可是过了几个月我们再去看,糖厂照样在生产。陈先生再次找到市长,这次他话说得很“凶”,说如果失火烧掉了珍贵的明代老宅,你就罪该万。果然,两个月不到,扬州传来消息,糖厂失火,好好一个卢宅烧没了。我亲眼看到陈先生泪流满面,好几天萎靡不振。现在卢宅已按原样重修了,但严格来说只是个仿制品。
陈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仍继续引导着我们去做抢救中华文化的救火队员,为保护国家的宝贵文化资源而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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