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晧怎么读(蒿怎么读)

刘备,后汉书,司马晧怎么读(蒿怎么读)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隆中对”文采斐然，显非原话，肯定和其他史料一样，也经过笔录者的润色，称谓当然也包括其中。之所以把责任“推给”笔录者，是因为我认为此非陈寿所为，他不过是对原始资料仍而不改而已。尽管钱大昕指出陈寿“于蜀二君，书‘先主’‘后主’而不名”（《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三国志》），但细阅其书，也不是逢讳必避的。《蜀书》叙事时力避刘备之名，但引文或引语则不避，引文如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群臣上献帝之表及他后来称帝之文，引语如陶谦“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之语（《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皆是如此。其馀二书则不避。以曹操之名而言，则全志于叙事时力避，《魏书》中据其经历依次称之为“太祖”“曹公”（简称“公”）“魏王”（简称“王”），唯《钟繇传》引李傕、郭汜语一处“曹操”二字未讳（同上卷十三《魏书》十三）；《吴》《蜀》二书在叙事提及时亦称之为“曹公”或“公”，但在引语中则不全避。作为晋臣，对前朝君主之讳或避或不避，谅不会有人举报深究，但书中也有直书司马懿姓名多处，《蜀书》中有两例在叙事中（卷三《后主传》），或属疏忽，而其馀都在引文。钱大昕曾指出：“《三国志》于晋诸帝讳多不回避。”（《廿二史考异·晋书》卷一《韦曜传》）看来陈寿对引述犯不犯讳并不十分理会，避与不避悉照原文，而刘备对诸葛、关张称“孤”正在引语之中。

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就算称“孤”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原话不是“吾”“我”，而一定是“备”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如果是“吾”“我”二字，不犯讳，那就不必换字了。再则自称“吾”“我”在古人听来显得很不客气，与“相尔汝”无异，不合相见之礼。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自当称名，待君臣名分定后，方可用“吾”“我”自称。

我这样推测，也许有人见了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刘备与关张君臣关系早定，为什么他还要向他俩称名而不称“吾”“我”呢？

善哉问乎！这就牵涉到尊者向卑者自称名的语境问题了。刘备当然可以对关张自称“吾”“我”，如《江表传》记赤壁之战前周瑜邀刘备见面，“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窃谓自称“吾”“我”，在此场合则可，在彼场合则不可。从上举曹操、黄祖两例可以看出，尊者向卑者自称名时，有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而这个用法，远在先秦就开始了。

张飞像

师徒、上下级、夫妇之间在古时是尊卑关系，即举以为例吧：

《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自称是“吾”“我”与“丘”杂出，如《论语·述而》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汉包咸注云：“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是丘之心也。”梁皇侃义疏云：“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无隐，故此更自称名而说无隐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为之事无不与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论语义疏》卷四）

《论语》中孔子向弟子自称名处，皆可作如是观，兹不赘举。其他诸子向弟子称名处亦然，如《庄子·山木》云：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先生将何处？”庄子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上级对下级自称名除上举东汉曹操、黄祖二语外，上溯西汉亦不乏其例。史载大将军霍光欲废昌邑王帝位，与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商定，由他在未央宫群臣会议时发难。待田发言责备霍不能完成托孤大任时：

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至于夫妇之间，汉代也恰有其例。史载丞相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的好友灌夫（字仲孺），灌夫被判弃市。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婴独生。”（《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上所录诸人自称名处若改成“吾”“我”虽无不可，但语气迥乎有异，自称名则“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甚明。刘备向关张解释与诸葛亮亲密之故时，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自称名显然更为妥帖合宜。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走笔至此，不禁想看看文学作品中是怎么表述这两句话的，不是有人说过，文学比起历史来更为真实吗？

《三国志平话》没有“孤不度德量力”之语，刘备在谈话中则自称姓名。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照抄《三国志》，但在后来的对话中则也自称“备”（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可见前面“孤”字未改当是出于疏忽。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则改为“备不量力”（第三十八回），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至于“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句话，《平话》作“吾得孔明，如鱼入水”，罗本作“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卷八《诸葛亮博望烧屯》），毛本作“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三书如此处理，作者一定都感觉到刘备在这两个场合称“孤”的有违情理，故为之更换。虽属小说家言，却可谓部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但将劝关张时所说之“孤”改而为“吾”，则于称谓之道尚未达一间。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誉多毁少，我“不度德量力”，竟在此效颦学步，甚至变本加厉，不但以小说来“正”史，而且以后世小说来“正”史，时空错谬，莫此为甚，恐怕难逃通人画虎类犬之讥了。

四

上文是在刘备“隆中对”时已具称孤资格的假定下推演出来的，那么，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呢？

否。

吴君既举以为例，自是认定玄德公有此官爵即具此资格。抱类似看法的还有夏君传才。他在注曹操《手书与吕布》中“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之句时说：“孤：古代王侯自己的谦称，曹操这时封武平侯。”（《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5、66页；按曹操书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

据《三国志》所记，称“孤”时，曹操是县侯，而刘备则是列侯中最小的亭侯，可见在二君看来，只要是侯爵，不管其品级高低，都可以“孤”自称的。《三国志》中恰有一条记载似可为二君之说张目：

（杨奉等）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昭迁符节令。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事在建安元年（196）。

但三国时代除曹、刘及上举群雄外，其他列侯皆未见有用此雄称者，而且据《三国志》所载，曹操在袭封费亭侯前早已以“孤”自称了：事在兴平元年（194）为兖州牧时，其时并无爵位。在任曾举一个名叫魏种的人为孝廉。兖州叛，他曾自信地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卷一《魏书》一《武帝纪》）吴、夏二君如果注意及此，也许不会轻率下断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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