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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左倾和右倾)-红卫兵现在都去哪了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错误(什么是左倾和右倾)-红卫兵现在都去哪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的“左”的错误理论的引导，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

但是没过多久，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又来帮助我党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明明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我党形成的左倾错误，不久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纠正呢？仅仅相隔三个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却有如此大的变化呢？

实际上，瞿秋白推行的“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一开始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非议，这一点共产国际是心知肚明的；

再加上，广州起义失败后，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革命政策的指导；加上这个期间，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党内部开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政策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些都为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策略等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才通过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斯大林等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否定了罗米那兹的“左”倾主张，批评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对纠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国际决议案的基础上，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月会议中国决议案的几个问题，表示“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和“切实执行这个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这样，到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便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但紧接着，又犯了相同的“左”倾冒险主义。

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这次“左”倾错误尽管在党内受到抵制以后，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并在国际的帮助下得到了纠正，实际上立三主义的根源其实就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具体的路线中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李立三很也被共产国际批评。

首先，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它的“进攻路线”是立三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总方针的理论依据。

国际“六大”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这个理论鼓舞和推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从正面上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过于盲目乐观，则也会把革命带入偏航的轨迹，因此这也就成为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依据。

1930年上半年，李立三在党刊上连续发表许多散布“左”倾观点的文章，对“第三时期”理论也多次进行表述。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

“一方面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某一国的危机；另一方面，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

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过于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制的危机，对资本主义走向崩溃与死亡的作用，事实上，无产队级的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想迅速推翻资本主义，短时间内还是不成熟的思想。

错误地高估了：“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李立三决定在中国搞革命的“大爆发”。

进一步制定了举行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

这个战略总方针是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左”的估计中引申出来的。

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是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的模式。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但共产国际没有正确地推广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而把它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绝对化，机械地向各国推广，要求各国党都要按照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进行革命。这就给那些与俄国国情不同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共产国际基本上无法理解：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一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反而一味强调所有城市的工人罢工、军阀军队中的“兵变”和农村的“农民骚动”，必须“围绕城市”暴动，并且由此要求中国共产党，要

“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一句话，就是要用国际的城市中心观点指导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

李立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把乡村比喻成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比喻成头脑和心腹，如果只是斩断四肢，则不能伤筋动骨，只有攻占城市，才能一剑封喉，想完成致使一击，就得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他认为如果忽视组织工人的斗争和武装暴动的准备，不仅仅是严重错误的策略，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得不说，李立三的这个比喻确实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早期很多我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也因此尝试攻打大城市、在大城市举行暴动，但无疑都没有取得成功。

李立三并明确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规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他随后制定的城市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冒险计划，就是“城市中心”指导思想和俄国城市武装起义模式的重要体现。

实践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俄国类型的国家里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这一经验绝对化，机械地搬到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是非常有害。

加上联共反布哈林的斗争，导致整个共产国际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为立三中央定下了反倾向斗争的错误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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