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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左倾和右倾)-红卫兵现在都去哪了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错误(什么是左倾和右倾)-红卫兵现在都去哪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我党何时才开始独立自主解决问题？

共产国际自1919年3月6日成立，到1943年5月15日解散，它在24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把

“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直到1935年国际“七大”才开始改变这种集权主义的领导方法，规定各国党有权

“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

对各国党的组织领导人选问题，一般也“不要干涉”。

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提议或经其同意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都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策都得经国际审批或由国际代表直接参与制定。

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党才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和中央的人选问题。

如果说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及其由胜利转向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时期的成绩与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无不相关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大部分时间内，主要方面应当说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是正确的；而后者在大部分时间内、主要方面则是错误的。

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前两次左倾路线

两个时期错误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前者是右倾投降主义；后者是“左”倾冒险主义。共产国际在两个时期的领导方式上也各有特点：

前者主要是靠往中国派“代表”和“顾问”，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及重大事件的处理；

后者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一年以后，主要是选拔和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通过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直接实行领导。

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领导，主要是根据从国际“六大”到国际执委十次全会所形成的“左”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概括说来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和政治路线方面，这主要是以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的理论为基础而确定的“进攻路线”。其中包括：在革命形势上的“左”的错误估计；在革命性质任务上对革命阶段的混淆；在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在斗争策略上的“打倒一切”；以及在党内斗争上的一味地反“右倾”等。

另一个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人选的直接干预。从向忠发任总书记，到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直接为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及中央人选的变化，都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以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出现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与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米那兹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基本上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后来出现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完全是照搬共产国际的公式的。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出现，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

首先，在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认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

“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尽管也承认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但又认为革命正在“积蓄力量”,“重新展开全线进攻”。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始终成为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的11月扩大会议，就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直接参与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讨论罗米那兹的政治报告。罗米那兹在报告中反复强调革命形势，高估了革命形势，而中国共产党则完全接受了这个估计。

在我党的11月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中，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败，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 “现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规定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成为执行国际“全面进攻”路线的主要依据。

其次，在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无论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同盟；

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投身到了反革命阵营，武汉替代广州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由于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这时的中国革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

斯大林的这一公式，被罗米那兹完全照搬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并进一步把它升华成为所谓的“无间断”革命论。

导致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倾。其根源也就是关于中国革命，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当中，把蒋介石当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在蒋介石、汪精卫一旦背叛革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就无法分析出中国革命所要依靠和应该团结的力量。

而我党在11月扩大会议上，也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给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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