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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文学史,北京大学,国故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讲义》的意义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yǔ@⑦、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辨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u2018文学史’作为一u2018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争议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shí@⑧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shí@⑨、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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