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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文学史,北京大学,国故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u2018国粹’”。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和陈独秀的关系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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