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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文学史,北京大学,国故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中国文学门教授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919至1920学年(注:刘师培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该学年仅完成小部分教学任务。),“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许德珩、郑天挺、罗庸、杨亮功、夏承栋、张煦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P661)冯友兰也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注:按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以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及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经研究主任或校长认可后亦皆可入所研究,这些人均称为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袁世凯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以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不问世事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430、431页。按周作人之回忆个别细节有误,他并非在北大仅见过一次刘师培,查《北京大学日刊》,两人至少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见过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会议,两人同时出席。不过说刘师培深居简出,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fēn@①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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