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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文学史,北京大学,国故刘师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中国文学建树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尽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讲授内容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前已言及，对于编纂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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