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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饶漱石,问题,同志饶漱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四、从华东局上海市委档案上查到,陈毅同志当时对u2018以特反特u2019的方针也是表示赞成的,对使用胡均鹤的事是知道的。另据扬帆同志说:市局使用朱志远等几个特务骨干分子(是我党叛徒),刘晓同志也知道,刘并说过:u2018象朱志远这样的人可以用u2019。
饶漱石已死,其妻早已改嫁……我认为,象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指提出复查要求---引者),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此致
敬礼
陈 麒 章
1982年8月13日
前妻陆氏书
陆璀2001年4月给党中央的信: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 饶漱石于l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4月,又以“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狱中。
对于这一案件,从一开始,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不少同志就抱有怀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党内资深的老大姐章蕴同志就曾当着旁人的面对我和我的女儿陆兰沁说:“饶漱石是个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对我女儿说:“他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据了解,廖还曾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提出:“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如果证据不足,是否可以不写进决议去”。有的同志甚至从远方打电话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桩冤案”,要我和我女儿向党提出申诉。饶过去的秘书陈麒章同志曾经在1982年8月13日向党中央写信(请陈云同志转)说:“在潘汉年、杨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和为他们恢复名誉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他的信最后还说:“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l955年到l956年,又从l967年到l973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而今,我已87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综观饶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为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简历附后)。他对党是忠诚的。l930年他在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后兼党的省委书记时,曾被捕过,1931年出狱。业已查清,并无叛变行为。l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临危不惧,在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后,仍苦苦坚守,直到最后脱险。据他后来告诉我(我在事变前已随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苏北)在万分危急的最后关头,他曾发过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说“我为党牺牲,固我夙愿”,但因电台适于此时被毁,他的电报并未能发完(这份电报中央档案中还可能找到)。我想,正由于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表现很好,因此,在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他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任华中局代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军代政委、政委。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没有搞好,发展到后来的所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正在做农村基层工作,因而对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搞好,在饶的方面,当然有他的错误,但公平地说,双方都有责任。后来我从一份有关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2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关于饶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在发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评,说:“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他又说,“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也不能赖!”
主要错误
1954年5月,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饶漱石专案组给中央提出了一个结案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
(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影响的,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2)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约束,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
(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展开不久,就草率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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