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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饶漱石,问题,同志饶漱石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高饶联盟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领会毛泽东的警告之意。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乘胜出击拱倒刘少奇。19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此时，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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