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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恋男朋友有抑郁症，当他心态崩的时候我隔着屏幕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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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IPT 的理论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病障碍是在人际关系背景中出现的。治疗的所有部分都一次又一次地旨在将个体症状的发展与其社会环境联系到一起。

通过 IPT，来访者将学会如何解决现存的人际关系挑战，如何预期将来的人际关系关注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如何促进当前症状的改善，以及如何阻止未来症状的出现。

通常情况下，IPT 是一种短期治疗，尽管一些研究者发现，长期使用 IPT 在一些临床背景中是适当、有效的。在其最初的概念化中，短期 IPT 持续的时间通常为 16 至 20 次面谈（Klerman et al.，1984；Weissman et al.，2000，2007）。

尽管这种形式有可能会限制对某些领域作深层的探索，但这种疗法的限时本质会激发来访者和治疗师一直聚焦于任务，并鼓励来访者作出改变。

IPT 可以成功地用于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精神病学诊断结果的个体。尽管来访者先前的关系会使治疗师对其当前的情境作出正确的理解，但治疗通常在一种合作的氛围中进行，集中于当前所关注的事情，这种合作的氛围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目标和概念化都整合到了一起。

除了人际关系与心理治疗之间的关系外，IPT 其他独特的方面包括：治疗师积极主动的态度（他以热情支持来访者的态度指导着面谈），在一个医学模型内对来访者的精神病理学进行概念化，以及将来访者的困境归入下列四个人际关系问题领域：

未解决的悲伤（unresolved grief）、角色转换（role transitions）、角色冲突（role disputes）以及人际缺陷（interpersonal deficits）（Klerman et al.，1984；Weissman et al.，2000，2007）。

IPT 的理论基础源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人际关系流派中一些人的研究， 如阿道夫·梅耶 （Adolf Meyer） 、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HarryStack Sullivan）、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弗雷达·弗洛姆 -理查曼（Freida Fromm-Reichmann）、梅布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Klerman et al.，1984；Weissman et al.，2000）。

这些人讨论了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可能是如何与精神病理学联系到一起的：要么是通过早期发展期间的经验，要么是通过成年期所面对的挑战。

这些理论家探索了精神病理学有可能是如何与社会依恋、社会支持以及人际生活事件联系到一起的。他们认为，来访者是一个社会存在，是一个会受到人际关系经验影响的人。因此，IPT 断言来访者的社会环境会对他或她的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是符合逻辑的。

（《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截图）

用 IPT 来治疗抑郁症 ：

以此为基础，IPT 很适合治疗抑郁症。如果我们像人际关系流派的理论家所提出的那样，认为抑郁症状的产生与人际关系、社会角色、社会支持、社会依恋方面出现的困难有关，那么这些问题就似乎是治疗抑郁症状的适当目标。

IPT 最初是在精神药理学药物时代（drugs era）一个研究项目的背景下，作为一种针对抑郁症的疗法而提出的。早期形式的 IPT之所以最初包含在药理学的这项研究中，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临床实践中出现了心理治疗。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早期形式的 IPT 对患者的结果只会产生一种“环境效应（milieu effect）”，就像实验者们也并不确信他们会发现一种心理治疗效应一样（Weissman，2006）。不过，当心理治疗被证明是成功的时，研究者们就将这种早期形式的 IPT 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治疗。

使得 IPT 适合于治疗抑郁症的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对这种障碍的识别、命名以及标准化。许多患有抑郁症的个体在知道自己那些迥然不同、看似毫无关系的症状有了一个名字时，都松了一口气，而且，他们也不会因为患有抑郁症以及在抑郁症发病时相关机能的衰减，而像以前那样感到内疚了。

尽管认知疗法（cognitivetherapy，CT；Beck，Rush，Shaw \u0026 Emery，1979）要求来访者识别并探索有机能障碍的想法，并尝试行为实验，不过，IPT 要求来访者在确定其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中的机能障碍的基础之上，尝试具有人际关系本质的实验。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可能成功地治愈患有抑郁症的个体，但 IPT 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个体在解决抑郁症时都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挑战作为目标。

当来访者很难确定或解决其有机能障碍的想法时，IPT（人际疗法） 也可能是除 CT （认知疗法）之外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人际关系目标给他们提供了治疗工作的另一个焦点，尤其是当更难做到将焦点集中于想法时，就更是如此。虽然 IPT 的发展最初是为了治疗抑郁症，但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疗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样也适用于一些其他的障碍。因此，它可以相当有效地用来治疗其他的心理挑战。

（《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截图）

IPT 的独特方面 当杰拉德·L. 克勒曼（Gerald L.Klerman）、米尔纳·M. 魏斯曼（Myrna M.Weissman）及其合作者在从事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新港口—波士顿合作研究项目（New Haven-Boston CollaborativeResearch Project），即创造出 IPT 的研究项目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竟然会对治疗患有急性抑郁症及其他障碍的个体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大约 40 年后的今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产生自那项研究的疗法所产生的影响，远比他们当初构想那项原初研究时所能想象到的要广泛得多。IPT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针对在一生中许多阶段都患上抑郁症的个体的有效疗法，而且，它已被成功地改编用于许多患上各种障碍的来访者（例如，Hollon et al.，2005；Lipsitz et al.，2006；Schulberg，Scott，Madonia \u0026 Imber，1993）。此外， IPT的使用与流行已经蔓延到了欧洲、 南美、 非洲的许多团体。

近年来，非西方文化中的非西方临床医生已经在来自不同背景的来访者身上有效地实施了 IPT。IPT 已经延伸到了众多团体，而且已发现这种疗法相当有益，这一事实证明了克勒曼和魏斯曼的预见能力——预见了一种具有几近普遍之适用性的疗法。

使得 IPT 在得到实证支持的疗法中独树一帜的特征，可能与其在临床医生中的流行、容易使用以及来访者对其的接受及其有效性有关。不管是对于实施这种疗法的临床医生，还是他们的来访者来说，IPT 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疗法。因为它集中于人类普遍的问题，来访者似乎凭直觉就能理解并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生活中的重大压力会导致其心境发生改变，还会导致出现其他的悲伤症状。

同样，对临床医生来说，把治疗工作的焦点集中于人际关系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因为治疗本身也具有人际关系的本质。IPT 可以适用于如此众多的来访者群体，可能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即作为这一疗法之基础的理论在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个体在其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所面对的挑战：人际关系以及适应新的社会角色方面的问题。IPT 甚至也适用于那些缺乏社会联系的个体，因为这种疗法也可以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关系机能障碍（interpersonal dysfunction）。

尽管个体面对社交困难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挑战是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要面对的；以这种普遍性为基础，IPT 极具吸引力。之所以说IPT有益， 可能还因为它给来访者武装上了各种资源，让其可以应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人际关系困境，甚至是治疗终止之后出现的人际关系困境。IPT 鼓励来访者变得积极主动，并在有经验的治疗师的指导下改善其情形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积极主动。我们还可以连同药物疗法一起成功地实施 IPT 这一事实，使得需要附加药物治疗的来访者可以双重获益（Klerman et al.，1984；Weissmanet al.，2000）。对于那些经济状况或其他责任只允许其接受有限次数面谈的来访者来说，IPT 的短期性质为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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