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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会出现在唐朝？

武则天,女性,皇帝为什么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会出现在唐朝？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中国的家庭政治中，女儿和妻子的法定权利往往很低，但母亲却可以作为家长得到尊重。《蒙塔尤》一书中在谈到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村庄生活时曾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女人逐渐不再成为性关系的对象时，她们便开始获得尊重和体面：更年期是权力的倍增器。”[9]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其实尤为贴切。晚清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经常惊讶地发现，中国家庭中女性地位不高，但很多高官对自己母亲却毕恭毕敬。正如在《红楼梦》中，“老祖宗”贾母拥有不可挑战的权力一样，此时一个女性的主要身份不再是“女人”而是“家长”了。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是指中国家庭政治之中，当上家长之后可以获得远比身为媳妇时大得多的权力。

武则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是由儿子李显禅位给她的方式完成夺权的。由于要当上独揽大权的女性家长，要在丈夫去世之后，这本身往往意味着女性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对中国的女性统治者来说，长寿非常重要。武则天是中国史上登基时岁数最大的皇帝（67岁），这并非偶然；她也是第三高寿的中国皇帝，活了81岁，仅次于乾隆（88岁）和梁武帝萧衍（85岁）。由于无法通过继承权获得皇位，中国女性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特别漫长，因而仅仅“长寿”这一项，就足可将许多人挡在门外。

中国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往往是以家族权力的面目出现。在汉代也曾出现掌握巨大权力的太后，如汉高祖刘邦的吕后、汉文帝皇后窦太后、汉元帝之后王政君（她寿命极长，身居后位长达61年），但她们虽然掌权，却只是满足于掌握实权，而提拔属于自己家族的外戚势力。汉高祖刘邦为了预防有人夺取皇位，早就与功臣立下白马盟誓，后来周亚夫便以此反对窦太后给自己娘家人封王：“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连封爵为王侯都有阻力，异姓要夺取皇位自然更难了，异姓的女性则难上加难。最终夺权成功的不是这些太后自己，而是她们野心勃勃的男性亲属，首开先河的便是西汉的王莽。

也正因外戚对皇位的排他性构成的威胁，自汉代以来就有人反对外戚过分涉入皇权，西汉时翼奉就以“阴气盛”反对异姓外戚封爵[10]。值得注意的是，有时这种反对的声音来自太后本人。《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记载，东汉章帝欲给舅舅们封爵，群臣也上奏请求，但太后不听，下诏斥责“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认为西汉外戚大多招祸，“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她自称“吾为天下母”，也就是更认同夫家的身份而不偏向本家。到曹丕建立魏朝，在立皇后之前五天，就发布诏书：“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要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卷二）从而严禁太后、外戚对国家政治的制度性参与[11]。当时大臣陈群也以“非先王之令典”否定了汉代外戚封爵的正当性[12]。根据《魏书·后妃传》卷末评论，这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

虽然东晋的外戚也权势逼人，但他们无法独霸朝政，并在其后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随着制度化措施的建立，逐渐被挡在国家政治之外；反过来，当时的北方被异族入侵，原有的制度举措被打断，北魏出现了灵太后等强势的太后，北周外戚杨坚还夺权成功，这都意味着当时北方还未完成这样的制度化建设。唐代皇权正是在北周、隋朝的延长线上，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登上权位既不是因为“唐代女性地位高”，恐怕也不是因为“唐代受草原文化的影响”，而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中得到解释。她的夺权之路，其实和王莽、司马炎等男性篡权者没什么区别：逐步积累权力，然后制造祥瑞，最后通过禅让机制实现高层内部的权力移交。并且，她在掌权后也大量提拔自己武氏家族的成员，可说是中国史上外戚势力的最后辉煌。

从汉代到宋代的一千年里，中国的皇权逐渐强化了集中趋向。历史证明，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这几类人：后妃（武则天）；外戚（王莽、杨坚）；权臣（曹操、司马炎）；武将（刘裕、陈霸先）。皇权的集中化便是要在制度上防范这几类人夺权的可能，这既要依靠完善制度建设（没有功勋的外戚再难封爵，同时完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也要靠强化道德规范的灌输来让每个人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

在中唐以后，在这些方面都得到极大提升，科举制的完善和门阀世族的衰落，使得外戚再也不能构成一个威胁皇权的力量；中央官僚制度的完善，也使得权臣不可能取皇帝而代之，南宋时秦桧虽然专权，但在宋高宗赵构手下却谨慎小心，不敢逾越[13]；对武将的防范更强，岳飞之死就是一例。在宋代以后，仅有一环缺失，那就是近支的宗室，明永乐帝朱棣就因此夺权成功，但这不构成易姓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也日益孤立，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科举官僚和宦官——这两类人尽管彼此不和，但至少都不可能取皇权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汉王莽开始，统治集团内部改朝换代的一个机制是不流血的禅让制，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是这样完成的，武则天本人也是儿子李显“禅让”给她的，但在宋代以后的禅让就只有太上皇禅位给太子（如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乾隆禅位于嘉庆），禅位的太上皇还比新皇帝权力更大，这就杜绝了高层内部夺权的可能。因此，理论上说，在宋代以后，从统治集团内部几乎已经无法推翻皇权，改朝换代的力量只能来自底层（农民起义、革命行动）或外部（蒙古、满清等外族力量）。

只有从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武则天是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既然没有中国女性能依据继承权登上帝位，那么只有太后才有这样的机会；而汉代以前掌控大权的太后并不会自己取代儿孙登基，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倒是外戚，只有在唐代前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武则天才有机会称帝。在宋代以后，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禅让制的消亡，从统治集团内部颠覆皇权的途径已几乎被完全堵塞，朱棣这样起兵“靖难”的暴力夺权是唯一的例外，但这是由于他身为皇子能带兵的特殊身份。

吊诡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武则天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后来更难出现女皇。在历史上，武则天当政时期被公认为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世家大族的衰落和科举官僚的兴起同步，这都使后世的太后难以壮大本家外戚的力量。在中晚唐以后，复兴的儒家伦理强调女性应退居内闱而不应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参与政事，在此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武则天的事迹本身经常被当作反面榜样去约束女性不要效仿。唐穆宗驾崩后，太子还仅有15岁，有大臣建议太皇太后郭氏（郭子仪之女）代为处理朝政，结果郭太后大怒：“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14]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不能作为一个先例定下女性继承皇位的制度，反倒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去防范有人步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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