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如果关羽不丢荆州，那天下是不是就是刘备的？

刘备,荆州,益州如果关羽不丢荆州，那天下是不是就是刘备的？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刘备三个失误，一是取益州后没有处理好善后问题，二是命关羽进攻襄阳，三是称帝。

我们先来看刘备取益州后的善后问题。他一度纵兵抢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还是经过赵云的劝说才罢手，可是已经大失民心。此外，他还把刘璋送到荆州软禁了起来，一点宗室的感情也没有。刘璋父子，在益州已经经营了两代，夺取刘璋的基业，还软禁，公然与宗室为敌，让刘璋原先的手下相当不满，这为刘备未来的统治埋下了人心不稳的隐患。而且刘备没想到的是，当他日后当汉中王时，因为天子被曹操挟持，不能对刘备进行封授，只能靠另一种方式获得王爵，就是由和他同级别的诸侯来举荐。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非常少，刘璋算一个，但刘璋已经和刘备结了死仇，怎么可能举荐呢？所以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一度搞得刘备很尴尬。这就看出来他的政治眼光不足，如果他能意识到刘璋的政治价值，就应该在取益州后好好掂量掂量。孙权占领荆州后，刘璋落入了东吴之手。孙权就把刘璋父子安置得很好，做出一副要让刘璋重新掌管益州的样子，利用他们在益州的影响力，策动反刘备的势力，给蜀汉政权找麻烦，还催生出了叛乱。两相比较，就能看出谁的政治手腕高明了。对内的善后做得不好，对外也是如此。刘备取益州后，孙权迅速要求刘备让出荆州的三个郡，为此不惜派兵施加压力。在曹操可能要进攻益州的情势下，刘备不敢和孙权交战，只得和东吴谈判，划定新的势力范围，暂时化解了这次荆州危机。但他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是他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跨有荆益”，在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导致了他与孙权的关系产生了质变。所以在五年后，他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彻底引爆了荆州这个炸弹。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主动对曹操发动进攻，即令关羽率军进攻襄阳。

饶胜文认为，尽管一些学者觉得，关羽攻打襄阳是他自己的主意，但实质上，这是得到刘备授意的。襄阳是一个战略枢纽地区，占领了襄阳，可以直逼宛城、洛阳等地，这和《隆中对》中所说的从南路进攻中原的部署相一致。但关羽攻打襄阳，不是因为要威胁中原，而是因为刘备占领了汉中。从汉中那里，有一条汉水顺流向东，可以直接到达荆州，十分方便，而汉水流经之处，襄阳是关键节点。拿下这里，就等于打通了汉中和荆州之间的一个便捷通道，实现更紧密的“跨有荆益”，稳固势力。说到底，在刘备眼里，占地盘还是比恢复汉室重要。但不管怎样，由于襄阳是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去，刘备还是在联盟框架内打击曹操。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时孙权对他和曹操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前面我们提到，刘备占领益州后，孙权已经把他看作最大的威胁，而且由于远走益州，刘备可以避开曹操的锋芒，把军事压力都推到了距离曹操更近的孙权身上。在赤壁之战后，荆州的四个郡，孙权只占了一个。也就是说，好处都被刘备占了，压力全被孙权承担了，这就使孙权开始重新审视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与曹操进行缓和，重点攻击刘备。双方因为夺荆州与益州而积累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于是，在关羽全力攻击襄阳时，吕蒙偷袭荆州得手，使关羽落入兵败被杀的境地，刘备彻底失去了荆州。从此，“跨有荆益”成了空话，《隆中对》的规划成了泡影，再未变为现实。这是刘备犯下的第二个大错。关羽被杀的同一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这时刘备做了一个令人无语的选择，就是当皇帝，定国号为汉。这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政治错误。为什么这个举动很让人无语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隆中对》里去看。《隆中对》里有一句话，叫作“汉室可兴”，也就是说大汉王朝可以得到复兴，认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也就是汉朝的宗室。按饶胜文的观点，对刘备有利的政治选择，应该就是以恢复汉王朝的秩序为旗号和目标，把主要的对手曹操定义为篡权夺位的权臣和奸贼。然后把孙权和其他势力叫作同盟，一起对抗曹操，将自己树立为汉朝代言人的形象，借此壮大实力。在这一点上，刘备大可以学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称帝前，是更始皇帝的下属，但刘秀当时既有强大军事力量，并且在征讨王莽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众多力量的拥戴，因此即便他与更始皇帝决裂，自立为帝，也并没有人说什么。因此《隆中对》在“汉室可兴”这个表述上很暧昧，并没有说要恢复什么样的汉室，就是为刘备留下了操作空间。但是刘秀拥有人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消灭了王莽的政权。而刘备则不顾消灭曹操，只急于实现军事上的“跨有荆益”这个短期利益，所以他并不拥有刘秀那样的政治资本，反而备受质疑。那么他称帝的举动，就更加重了这种质疑。刘备对人们宣称，汉献帝已经遇害，天下无主，所以自己不得不当皇帝。其实汉献帝只是被曹丕供养了起来，所以刘备此举就给人以口实：天子还没死，就着急当皇帝，比为汉室报仇还着急。这个举动，割断了刘备与汉献帝之间的联系，直到刘备死前，他都未再有进攻曹魏的实质举动，那么他在称帝时喊出的“要代天讨伐曹家”就成了空喊。而且，天子已经死了，所以我才称帝，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以他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就很成问题。刘璋原来的部属，本来就对刘备夺取益州心存不满，他称帝的举动更让这些人非议。而后伐吴惨败，使得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达到了极值。当刘备在白帝城郁郁而终时，这些益州人趁着国家疲敝，将对他当年豪夺益州的不满一并发泄出来，制造了一场叛乱。蜀汉不仅失去了进攻中原的实力，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政权岌岌可危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那就是刘备在实现“跨有荆益”的过程中，陆续犯下了三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一是没有处理好攻占益州的善后问题，造成当地人的严重不满；二是令关羽进攻襄阳，被东吴趁机偷袭荆州，使“跨有荆益”成为泡影；三是在汉献帝禅让且被供养起来的情况下，假造天子被害的消息，选择自己称帝，在政权合法性方面遭到极大质疑，失去了民心基础，不仅再没有底气争霸天下，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刘备的困局

面对刘备制造的困局，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益州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是被贼一时夺去，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当作贴身智囊对待。比如刘备入蜀占领益州，是法正和庞统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向东吴复仇时，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所以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比如我们来看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从国力的恢复来看显得有点着急，但此时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它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国力未复，也要出兵。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诸葛亮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重罚了老将赵云，还把自己降了三级。因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权都可能被颠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期间政治清明，国力虽然最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因为《隆中对》最初提出的设想，毕竟是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实现两路出兵，夹击曹魏。但荆州已经失去，从那里出兵的通道没有了，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秦川一带进军。补给线长，粮草总是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而另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原来益州刘璋的部属，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属。前者是“旧部”，是原来益州的主人，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我们说过，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什么是谶语呢？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就是“刘祚将尽”。祚，就是皇帝之位，刘祚将尽，就是说姓刘的皇帝位子做不长。由于对刘备不满，“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死的时候催生了叛乱行为。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压制这个论调，当他去世后，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这个论调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风机一样，疯狂燃烧起来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是担任光禄大夫的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仇国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余是小国，一个叫肇建是大国，其实就指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上就是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这个论调有现实依托。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呢？所以谯周的《仇国论》写出后，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甚至连张翼、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但对蜀汉而言，《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过，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仇国论》否定北伐，实质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军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那么，客籍集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答案是无奈的。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其继承者蒋琬、费祎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把精力转移到了保境安民。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只求得过且过。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面对进攻的魏军，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蜀汉灭亡。而那时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其实还很远。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历史上对《仇国论》和谯周的争议比较大，也有声音认为谯周是帮助蜀汉避免了战火，对百姓有益，这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