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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候银子泛滥，为什么会出现银贵谷贱的情况？

中国,海禁,铜钱明朝时候银子泛滥，为什么会出现银贵谷贱的情况？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一条渠道是自16世纪60年代开始，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与中国、日本的转口贸易，特别是1571年至1638年形成的以澳门—长崎为轴心的葡萄牙日本贸易网，成为日本白银输出的主要渠道之一，每年的数量达到五六十万两之多。

第二条渠道就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贸易。日本一位白银史专家就认为：“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了中国大陆。”

第三种渠道则是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含朝贡贸易和明中叶以后的民间海上贸易。

除此之外，日本通过朝鲜、琉球中介，也有相当白银流入中国。

后来居上的白银输入地——吕宋，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开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并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即吕宋。因为西班牙在美洲发现大银矿，西班牙人自一五六五年开始，每年都派遣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横渡太平洋，来往于菲律宾马尼拉于墨西哥阿卡普鲁可（Acapulco)之间。在这条航线上定期航行，一时太平洋号称“西班牙湖”，占当时世界产量60%以上的美洲白银，除了运回欧洲之外，源源不断地涌入吕宋。

看看西班牙人及中国人是如何谈论中菲贸易，中国输入的白银吧。

一五七五年，一位西班牙官员自马尼拉写信给菲利普二世（Ｆｅｌｉｐｅ二世），谈及自中国出口到吕宋的各种货物时候，说“各种货物的价格，低廉到几乎等于不用货币购买那样”

一五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菲律宾总督维拉，自马尼拉给国王菲利普二世上书说：“他们（指中国商人）把各种货物卖得这样便宜，以致我们只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在他们国家不需要什么劳力来生产这些东西，那便是他们不用花费什么本钱便可得到这些东西”

一五九〇年，一位没有署名的人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如果准许西印度与中国通航，则王国中的银币将全部流入中国，而不输往西班牙，因为中国是这样大，有这许多货物出售，所以无论运多少银币前往，那个国家都将把它全部吸收了去”。

一六〇七年，有一位西班牙官员报告：“银子之所以自菲岛大量流出，主要因为自中国运到那里的货物，售价低廉，同时银的购买力又很大，故西班牙人都把银投资于中国货物以取利”。

一六二八年，另外一位西班牙人说：“中国人有的是大量而过剩的货物，他们从不向外贸购买任何物品，只是把物品卖给我们，而专门索取银币作代价。为着获得银币，他们出卖货物的价格非常便宜，故我们向他们买的东西特别多，要比假如价格较贵、利润较低时为多。”

中国的史书，同样记载了从吕宋输入大量白银，如“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单得其银钱”，“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

有人形容吕宋金银之多，说吕宋是“山富银矿，树生金豆”，只要去采摘，因此哪怕一次几万华人被杀，后续者依然络绎不绝，前赴后继来到吕宋。

但中国缺乏具体数字统计，而无法知道具体输入的白银数量。

全汉昇认为，从长崎输出的银子，从1599年至l637年间，共5800万两，大部分流入中国。

依据西班牙等统计，1633年前，每年从吕宋输入中国的白银达2000000西元；如果扣除西班牙与荷兰因为参加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当菲律宾对外交通受到荷人骚扰的时候，每年由大帆船运抵菲岛的美洲白银，有时少至不足一百万西元——这就是前述白银突然中断输入中国的原因之；以及清初因海禁而几乎中断的白银输入，正常年间的实际输入量更大。

（上述数据及外方书信资料来源于全汉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

如此之多的白银流入中国，保证了明朝银钱双币制的银本位稳定

为此，即使在海禁迁界期间，依然有走私船只赴海外通商，以换取铜银，在海禁迁界期间，康熙也已经派船赴日以换取铜。

为此，康熙二十年（1881年），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慕天颜就上书康熙请求开放海禁；

为此当台湾一旦收复，康熙立刻开放海禁，恢复对外贸易，就是为了恢复与吕宋的贸易，以换取中国急需的白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偏僻农村，虽然农产品丰富，但产品无法外销，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典型写照。

由此可见，不是外国只能用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这些商品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并非生活必需品，而是贵族浮靡生活的奢侈品及所谓上流社会的标志，没有这些商品不会影响外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但中国迫切需要用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社会经济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货币——白银。以满足前所述的中国商品市场白银流通量需求，以避免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出现。

这也是其后乾隆年间，虽然担心“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但始终不敢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根本原因。如乾隆五年（1740年），噶喇吧（今属印度尼西亚）发生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的惨案，史称“红溪惨案”。翌年，浙闽总督、福建巡抚等奏闻于朝，并请“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的对策，朝臣意见不一时。内阁学士方苞知道蔡新生长于闽南，且有经济策略，就写信征求蔡新的意见。蔡新在回信中认为，闽广两省所用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 ，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见光绪《广州府志》卷三十三《人物六》）。禁止通商有弊无利，只能引起沿海民众财物损失和闽粤两省财源困乏。因而主张“静加查察”，若噶喇吧继续迫害中国商人，那也只禁止与噶喇吧通贩，其余南洋诸国“听从民便”。蔡新复方苞书对否定“闽大吏”禁南洋之议起了关键作用，《福建通志》蔡新列传在复方苞书后以“议遂不行”作结，否定了福建官员的奏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正式发布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仅在广州停泊、交易，但依然保留一个可以使白银流入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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