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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帝有哪些皇帝能和秦始皇媲美？

始皇,汉武帝,皇帝中国古代皇帝有哪些皇帝能和秦始皇媲美？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那么，汉武帝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汉武帝之前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

从汉初到文景两帝时，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对于老百姓尽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发展。这和经过秦末战乱，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条件十分相符。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走向强盛，仓库中的粮食储备已经堆积如山，连串铜钱的绳子都朽烂了，黄老之学不再合适。钱先生认为，黄老学说，适合于社会衰落时期，这时就像身体生病，需要吃药来调理，但是到了盛世，身体康复，就得吃菜吃肉来滋补加强营养了，这时再靠吃药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社会就需要礼乐教化，这就是汉武时期儒生们喜欢高谈三代先王美德的原因，因为这正是盛世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汉武帝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这里我插播一下，关于法先王和法后王的问题。法是方法的法，王是国王，先后就是先后顺序的先后。这是古代两种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作建设国家的路线。“法先王”这一派以儒家为代表，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以古代的圣人尧、舜、文、武为榜样，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的时代。而另一派“法后王”，是以荀子、韩非、李斯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当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因时制宜。值得说的是，李斯正是拥护“法后王”的观点，认为当时那些喜欢谈论上古三代的儒生是愚儒，记录先王思想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则应该焚毁，于是就有了“焚书”的建议。

汉武帝时期，一方面要改变汉初无为而治这种过时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确立与秦不同的国家指导思想，秦既然是“法后王”，那我大汉朝就“法先王”， 把尧舜禹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榜样，复兴古学，从头开始，讲究礼乐教化。

汉武帝是如何确立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呢？他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建立中朝，形成了自己的亲信集团和秘书班子。所谓中朝，也叫内朝，就是由一些高级侍从，比如侍中、给事中，组成宫内决策班子。而外朝，就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汉武帝建立中朝，那就削弱了相权，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形成了内朝与外朝对立。武帝外朝立了博士官，尊重经术，多是研究经学专家，而内朝用的多是些文学人才。这是汉武帝能够乾纲独断、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内朝重视文学，那时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辞赋，而辞赋一大特点就是夸张，正好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为鼓吹汉武帝的雄才伟略、开疆拓土大肆服务，而外朝就用相对严肃的研究，从经学典籍中寻找学术上的依据。其次，广泛吸纳人才，培养中央的思想学术力量。汉武帝是怎么做的呢？这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学术形势。一是地方学术，一是朝廷学术。我们先看地方上的学术情况。钱穆先生认为，地方学术也就是王国的学术比较兴盛，主要是各国诸侯王重视文学人才。比如楚元王对穆生、白生、申公等人才非常敬重，曹参在汉惠帝时是齐国丞相，召集长老学者数百人。最明显的就是吴王刘濞招纳四方游士，齐国人邹阳，吴国人严忌、枚乘等都去了吴王那里做官，都因为文辞辩论而著名。即使后来七国之乱，吴王落败，王国的宾客文学之风仍然兴盛。而朝廷学术，从刘邦到文帝景帝，其学术本色一直保持的是质朴本色。王国的学术以河间和淮南最为著名，他们很受人们的欢迎，学习效仿者众多，结果河间献王和淮南王的声誉竟然超过了朝廷，这就引起了武帝的嫉妒。后来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获罪，他们手下的那些人才都被收编到了中央。地方人才收纳中央，改变了朝廷的学术风格，更为适合汉武帝的要求。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不同于秦的国家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的真正统一。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过去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强调的是汉武帝实行思想专制，人们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其他学说一律禁止。其实，独尊儒术是事实，但是禁绝其他学说则不然。只是儒家学说是官方认定的学说，研究好了可以做官，至于其他学说，民间学习私下研究，各随其便，只是不能拿来作为当官的敲门砖而已。另外，独尊儒术，看重的并非只是儒家学说，而是儒生所一直研究的这些学问，代表的是古代先王的智慧。其实除了统一思想之外，还另有原因，那就是汉武帝要改变秦朝“法后王”的指导思想，从而走“法先王”的路线。而先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经》《尚书》等经学典籍和“六艺”中，六艺是六种技能，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计算。于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这样的学位，那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其实就是把五经确立为官方学问，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法先王”，说白了，尊儒的背后是复古，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正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结局却迥然不同，汉武帝开创盛世，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汉初遵守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保守思想，同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我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精通儒家经典，就打开了升官、参与朝政的大门。于是儒生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大到不仅影响三公的任免，甚至影响到了皇帝的废立。这里所谓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中央的最高职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述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汉代儒生是如何影响政治的？主要是谈论灾异，即议论异常的自然灾害或自然现象来影响政治，甚至让皇帝主动让位；其次是谈论礼仪规范来影响政治。首先，儒生通过谈论异常气象来影响政治。你可能会问，天气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古人相信，天上的神仙管着人间的事情，可是神仙不会说话，也没有一个形象，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他们想，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我们能看见的，它们的变动应该就是神仙们的意思吧，于是天文现象就当作神仙对人间的表示，天有灾祸，那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董仲舒精通《春秋》，融合了阴阳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天人感应”里的“人”不是指一般人，而是特指天子，也就是皇帝。董仲舒认为，人君接受天命，进行统治，君主做了不好的事情，上天就要警告，如果不改正，上天就会使他丧命亡国；君主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降下吉祥征兆，国家就会太平。董仲舒提出这种从天文学来推测人事变化的学说，主要目的是为了威慑君主，防止君主失德。上天发出警告，那就得给上天一个交待，找出责任人。当时普遍认为，三公职责之一是调和阴阳，而灾异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阴阳失调，是三公的失职，要么降低薪水、要么辞职甚至自杀来谢罪。结果在当时，常常因为异常气象导致朝廷人事的变化。比如元帝时，春天下霜，夏天寒冷，太阳发青而无光，于是丞相于定国就把自己的侯印上交，自动辞职。薛宣做丞相后，正好发生陨星和日食，这在当时可是被看作典型的灾异，成帝就给他一个册书，说：“多次出现灾异，秋天收成也不好，这都是因为你做了宰相的原因。快些把印绶解了吧，快辞职吧！”灾异说的继续发展，就是不仅使三公免职，还可使天子退位。如果灾异频繁出现，那是上天严重警告，这时，天子应该做的事就是退位、让贤。钱先生认为，这是不得了的见识，因为占主流的思想是帝王“一姓万世”，代代相传，而“择贤禅让”思想明显是跟这个思想唱反调。又很多人讥讽汉儒，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见识，其实这种通过谈论灾异推论到让天子“择贤禅让”的思想是汉儒的高明之处，他们是通过“天”的名义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通过说明灾异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时儒生还用“五德学说”来论证汉代的气运。所谓五德学说，就是把传统的五行学说融入到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中，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德性”，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属相一样，朝代的更替都遵循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汉武帝后期，由于前期的四方征伐，劳民伤财，加上增加苛捐杂税，人民怨声载道。这时，儒生们论证认为汉代气数已尽，已经结束，该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了。 比如，据《汉书》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8年，泰山下一块一丈五尺长的大石头突然自己站了起来，上林苑中一棵本来卧在地上的枯死的柳树也自己站了起来，于是，有一位《春秋》学家推演认为，石头和柳树象征下层平民，而泰山可是帝王受命封禅的地方，可见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崛起，汉帝应该立即寻找贤人，把帝位让给他。再比如说，王莽上台就响应了有段时间流行的“汉代国运不能延续，刘家应该退位”的说法。从西汉中期开始，儒者认为没有什么万世一统的王朝，天命轮流转，有德者才能获得。这个说法最早来自董仲舒。后来，有人说得更为严重，说汉德已衰，皇帝应该避位让贤。王莽政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开始有人把王莽看成是新圣人的象征，于是出现各种歌功颂德，各地还时不时出现祥瑞，预兆圣人在世。巧的是，这些祥瑞正是出现在王莽重新为大司马的时候。终于，王莽戴上了王冠，定国号为“新”。其次，儒生通过谈论礼制来影响政治。如果说议论灾异受命，是为了警示，与之相似的谈论礼制，提倡礼乐，则是为了对上天表示感谢。礼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汉武帝时期的礼乐讲究排场，极为铺张。昭帝、宣帝时期重视礼乐是为了安抚百姓，礼乐的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而到了元帝和成帝时期，礼乐制度改革，儒生依据古代经典，开始讲究道义，注重民间习俗的改革。着眼于民间，与汉武帝时期针对上天有所不同，儒生通过强调礼乐的不同作用而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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