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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认为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样的说法正确吗？有什么依据吗？
孔子,社会,他的为什么有人认为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样的说法正确吗？有什么依据吗？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史记》中记载了有关庄周的一段故事：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学问，便派使者携带大量钱财请他到楚国为相。庄子笑着对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可您没见过郊祭时用的牛吗？喂养了多少年，身上披着秀美的衣服，为的是送入太庙当祭品。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又怎么可能呢？请您赶快走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像一条小鱼那样在臭水沟里游戏求快乐，也不愿为国君们所束缚，我决心一辈子不当官，以实现使自己心灵畅快的志愿。庄子为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不为富贵所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为了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和现实采取冷漠、消极的态度，以至取消个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意识，则是不可取的；他对理想人格的描绘，将人们引向虚无缥缈的逍遥境界，以远离现实去获得精神自由。庄子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同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是这一强烈的反差，为历代在人生旅途中的不得志者构建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天国，他们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安顿的处所。
在中国古代，士即知识分子，所谓“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分子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其中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他们怀着不同的人生目的，避开人世，逃遁山林。
我国“田园诗人之祖”——陶渊明，写有流传至今的佳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以低头采菊、抬头见山这一瞬间的悠然自得的感受，通过描绘傍晚的山色和归林的鸟影，抒发自己欣慰、宁静的心情。陶渊明为东晋杰出诗人，少时家道中落，但他勤奋好学，饱览群书，他29岁时，因迫于生计而仕。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他为人高洁，对官场的污秽感到厌恶。他为彭泽令时，一次，郡太守派邮督到彭泽县检查公务，陶渊明不耻其为人而不愿见他，但又不得不见，于是身着便装准备前去见这位邮督，可是立即被一位县吏拦住，要他换上官服，陶渊明愤然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刻挂冠，辞官归田。陶渊明从29岁入仕到42岁归隐，前后共13年，仕途的险恶与官场的黑暗，使他“大济苍生”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对仕途彻底失望了。陶渊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他后悔自己入仕的失策，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文中通过归家后的生活和感受，展示了一种充满温馨的农家生活：“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渊明归隐乡间后，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他坚持躬身务农，断绝了与上层社会的联系，贫困与饥饿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节操。54岁时，朝廷曾召他去做著作郎（掌管编纂国史的属官），他坚辞不仕。后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在到任后去看陶渊明，见他又病又饿，且已有数日不举炊烟，劝他出来做官。陶渊明听后正色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临走前，拿出送给陶渊明的米和肉，陶渊明坚持拒收。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贫病缠身，他以平静的心情，迎接死亡的到来，他为自己写下了《自祭文》和《挽歌三首》。他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十分满意自己后半生的田园隐居，他一生高洁，无愧无悔无遗憾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陶渊明一生既无赫赫战功，又无煌煌政绩，他的不朽在于他那高洁的人格，在于他蕴含在田园诗中的“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精神感染力。
隐士中有一部分视富贵如浮云，对于功名利禄毫无追求之心，他们是真正的隐士。宋代的林逋，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但他却立志不入仕，将近40岁时，他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之中。青山绿水引起他的遐想幽思，他眷恋大自然，他的诗也因浸透了对大自然的深情而流传千古，林逋一生酷爱梅花和白鹤，以至后人称他“梅妻鹤子”。林逋高洁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敬重，达官贵人的亲自拜访，甚至丞相王随亲自登门劝其出山任职，林逋也不改初衷，他还题诗于壁，以表达他终身隐居的愿望，诗曰：“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直过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林逋生逢北宋时期，并非无才不能入仕，但他甘心淡泊，不趋荣利，寄情于山水之间，这与他的家世、也与他的性格有关，而老庄的“崇尚自然”、“无为”之说，也与其不无关系。林逋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人格和文学方面的财富，但他不直接有为于当时的社会，则失却了他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
隐士中也不乏虽隐居不仕，但却参与朝政的隐居者。如被人称为“山中宰相”的南朝梁人陶弘景。陶弘景出生于士族地主家庭，成长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京都建康。他笃志好学，是南朝著名的学者。陶弘景早年就向往山林，倾慕隐逸，加之宋、齐以来政治昏浊，士人多栖隐不仕的风尚对他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他虽博学多才，20岁不到便任齐诸王侍读，但终因仕途屡遭险阻，36岁就毅然辞朝归隐。然而，陶弘景虽身处山中，却难以忘情于政治，萧衍篡齐时曾与他谋商。梁武帝即位后，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劝他出仕梁朝。而陶弘景则以一幅画表达了他的归隐之心。画上有两头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显然，陶弘景是自喻为那头散放于水草之间的牛。陶弘景虽然隐居不出，但每逢国家有凶吉征讨大事，无不向他咨询，一月之中，总有数信往来。因此，陶弘景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所谓“隐士”，本应是远离社会、避开政治的士人。陶弘景虽隐居山林，但仍处政治旋涡之中，所以，陶弘景作为隐士，已经失却了其最基本的内涵。
隐士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使他们在个人遇到重大挫折时，消极退避；当个人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时，是以放弃人的主观努力和能动作用，去换取个人心灵的宁静、个人的全身养性，这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老庄的人生哲学，为这一消极的人生态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当然，隐逸思想的形成、隐士的出现，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对个体人格的束缚与压抑，与隐士本人的家庭、学习和性格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隐士为我们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索所提供的只是消极方面的例子，然而，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将我们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引向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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