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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是怎么回事,对四川有什么影响?
湖广,移民,人口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是怎么回事,对四川有什么影响?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全面清丈土地,结果是:田亩总额为45.9万顷,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额13.5万顷的3.4倍。这一年四川田赋总额为65.6万两,仅为明万历四川田赋额161.7万两的40.6%。雍正七年的四川人口大约为270万左右,仅及万历年间人口高峰时的54%。据此可知,雍正四川人口的人均纳税田亩是明代万历年间的6.3倍,而人均田赋只及明代万历年间的6.5%。地多、人少、赋薄构成清代前期四川经济的鲜明特征。
学者研究了雍正年间的四川粮价,认为雍正时川米一般每石价只约银九钱五分,成都平原米更贱,雍正十一年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每石止用银五钱上下。一般的年成中,川米比浙江米价每石已贱至四五钱不等。价格上的差异导致大量川粮外运。
时人称:“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土饶人少,产米有余,本地谷价甚贱,故川民乐于出卖”。大量川米东运至少在雍正年间已经开始,直至乾隆年间,每年东运的粮食大约在150万石左右。四川的米粮外运在中国粮食运销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雍正帝认为,“江浙粮食,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直至乾隆年间,还有所谓“向来楚省民食,全赖川省商贩”的说法。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清代盛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反映的是湖广在长江流域米粮运输中的地位,其中包括对四川粮食的转运。只是到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人均耕地的减少,四川粮食日益紧张,输出越来越少,最后基本断绝。
2、技术和物种的传入
四川移民大都来自东部各省,其中尤以湖南、湖北及广东、江西省最为主要。一般而论,东部各省、尤其是广东及江西等省,人多地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农田耕作较四川土著更为精细,产量亦高。广东、福建等省人民还多种植经济作物,如烟草、糖蔗等等,以弥补生计之不足。
在川西成都平原,“农事精能,均极播种之法,多粤东、湖广两省人”。又有评论说:“川中农事尤为决裂,闻闽、广人来倡,率力勤田功,始颇修治”水利。巴县人认为,在耕种与勤劳方面,“土著者不如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
在川北昭化,乾隆时的记载说,“昭化土著民不善种植,以其田佃于粤民,粤民岁奉租如自种所获之数,而又因以为利,利且丰。惰农日其利钓焉,劳而获,易若逸而获;良农口试,往探其术,则丰利可自有也。粤民告语,粪无瘠土,勤无荒年,吾岂有异术哉?或仿而行之辄效,今土著亦往往善农矣”
。
闽粤移民的种植技艺无非是“粪”和“勤”二字,德阳人说:“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所收倍多,德民何不效而行之?”处于人多地少地区的闽、粤移民将原籍精耕细作的优良技艺传入四川,对四川农业的进步影响是很大的。
东南沿海是我国番薯等美洲作物的最初传入地。番薯在明代末年及清代初年,闽粤两省人民已有广泛的种植。移民入川,将番薯带至四川。乾隆五十年《潼川府志》卷3记载“潼民之由闽、粤来者多嗜之,日红薯”。嘉庆二十年《资州直隶州志》卷3记载“先是资民由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乾嘉时期的川中、川西地区有了广泛的种植。
玉米是明代后期从西北地区由回回商人传入我国的,因此,西部地区玉米的种植早于东部。清代四川的玉米产区已经遍布全省各区,其中主要以川东北和川中北部川陕交界一带以及川中南部丘陵山区种植最多,形成连片的集中产区。川西地区也有较大面积的种植。
当番薯、玉米的种植仍不足以维持迅速增加的人口需要时,四川农民便以种鸦片以谋利。同治时期,鸦片已成为川东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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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清朝历史中,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事件,湖广填四川。当然了,这里填的不是土地,而是人口。
清末《成都通览》有这样的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这种说法可能稍有夸张,但意思是表达出来了。说是湖广填四川,其实不只湖广,四川人口来源的范围可以说是相当广泛。
据统计,迁入四川的外省人中,湖北有15%,湖南有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如此看来,现今的四川人,真是来自四面八方。那么,清廷为啥要从各地迁人口入四川呢?
很简单,由于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四川本土人口锐减,社会生产搞不上去,税赋收入极差,只能想方设法增加人口。
宋朝时,无论对上金国士兵还是蒙古铁骑,四川军民都没服过软,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抗金上,四川取得了极大的胜利,金人耀武扬威,冲进北宋都城开封,制造了靖康之变,也给南宋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却始终未能打入四川盆地。
蒙古联合南宋灭亡金国后,随即对曾经的盟友南宋动手,南宋各地纷纷被占领,唯有四川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
钓鱼城之战大家知道吧?蒙古大汗蒙哥进军四川,打到钓鱼城被阻住去路,数十万蒙军围攻钓鱼城几个月,钓鱼城却巍然屹立,成为阻击蒙古铁骑的坚强堡垒。蒙哥还在攻城时身负重伤不治而亡,小小的钓鱼城,居然成功为南宋续了命。
钓鱼城作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代表,直到南宋灭亡都依然在宋军手中,最后还是忽必烈承诺绝不伤害城中百姓,守将王立这才弃城投降。虽说是投降,最后的32名守将全部拔剑自刎,以死殉国,其忠烈之心令人感动。
但是,四川虽然英勇地抗击了外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史料有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数据显然夸大了一点,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还没完,明末清初,人口有所复苏的四川又不幸遭遇杀神张献忠。据说他到了四川后跟个杀人狂魔似的,几乎杀尽了大半四川人,清军入川打张献忠,又造成一批伤亡。
之后又有三藩之乱,镇守四川的将领郑蛟麟、谭弘、吴之茂等纷纷响应,四川再次被拖入战乱,成为清廷与三藩较量的主场之一。
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至清朝初年,四川就少有平静的时候,百姓们或死于各个战场,或被张献忠及清军屠杀。于是等三藩平定,新任官员到达四川后,当即傻了眼。
传说中,四川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是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可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荒凉残破、千疮百孔的千里焦土。《四川通志》这么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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