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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梁武帝？

北魏,南齐,佛教如何评价梁武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政治上，萧衍也表露出了不俗的见解，有过人的表现。齐明帝萧鸾篡位之前，觉得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隆和豫州刺史崔慧景二人既效忠皇室，又有能力起兵与自己对抗，想除掉这两个人，又苦于没有简便的方法。时任镇西咨议参军的萧衍敏锐地发现了萧鸾的心思，建议将萧子隆免职召还京师，明升暗降为侍中、抚军将军，剥夺他的实权。接着，萧衍又自告奋勇，要求率兵戍守寿阳，夺取了崔慧景的兵权。

萧鸾死后，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人辅佐幼君萧宝卷。六人轮流入朝值班，掌握实权，被称为“六贵”。时任雍州刺史萧衍不无忧虑地说：“一国三公尚且国家不稳，如今朝廷有六贵同时当权，如何才能避免动乱呢？”果然，南齐迅速在内讧中动荡，六贵无一善终。

萧宝卷亲政后，暴虐无道，领兵将领们人人自危。豫州刺史裴叔业找萧衍串联造反。裴叔业游说萧衍说，我向北魏称臣，请北魏出兵相助，这样成功了可以推翻萧宝卷，失败了还可以被北魏封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他觉得裴叔业想得太乐观了，你投降北魏了就得做北魏的臣子，北魏不是傻子，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裴叔业不听萧衍的劝告，率部投降北魏。果然如萧衍所说，北魏迅速收编了裴叔业的军队和地盘，却不愿插手南齐政务。

萧衍的哥哥、益州刺史萧懿被萧宝卷解除职务召回建康，途经襄阳。萧衍拦住哥哥，不让他去建康。萧衍说，南齐内有连年灾乱，外有北方强敌虎视眈眈，已经是内忧外患；而小皇帝萧宝卷只顾专权胡为，国家大乱将至。萧衍劝哥哥萧懿一起积蓄力量，寻机推翻南齐取而代之。萧懿大怒，将弟弟痛骂一顿，要萧衍好好“反省”错误，自己毅然踏上了前往建康的道路，果然一去不复返，被暴君砍了脑袋。

萧衍则加快备战步伐，决心乘乱推翻南齐。他以防备北魏为名，大造器械，暗中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用。萧懿被杀后，萧宝卷派前将军郑植行刺萧衍。郑植的弟弟郑绍寂正好担任萧衍的部属。郑植便快马加鞭以探亲的名义前往雍州。当时萧懿的死讯还没有传到襄阳，加上郑植官职很高，萧衍按惯例要宴请郑植。席前，郑植怀揣利刃，决定在宴席上杀掉萧衍。郑绍寂觉察到了哥哥的阴谋，在宴会举行前将郑植的来意告诉了萧衍。萧衍得知后，还是照常举行宴会，还亲自款待郑植。宴席开始后，萧衍突然问郑植：“郑将军受皇命来杀我，今天的这酒席可是下手的好机会啊！”郑植也不是普通人物，心中虽然大惊，但面不改色，矢口否认。萧衍哈哈一笑，又像没事一样继续觥筹交错起来。郑植怀里的利刃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宴会散后，萧衍邀请郑植参观襄阳城的军备。郑植同是行伍中人，发现整座城池固若金汤，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他对萧衍的治军能力大为叹服，同时也折服于萧衍坦荡的气度，便放弃了行刺的念头，并把萧懿的死讯和萧宝卷的阴谋和盘托出。萧衍正式起兵，一路势如破竹，终结了南齐王朝建立了南梁。

从萧衍的崛起之路可以看出，他绝非泛泛之辈，更谈不上资质庸劣。

问题出在基本国策上

那么，怎么解释萧衍在登基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呢？这得从萧衍的“佞佛”谈起。

萧衍是真心信佛的。他深入研究过佛教理论，提出过“三教同源”学说，还是中国佛教吃素戒律的创立者。他本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重要思想家。萧衍以身作则，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但是，一个皇帝不遗余力、倾尽所有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次意思。

萧衍接手的半壁江山，屡经动乱，人心不安。从东晋后期开始，经过刘宋王朝再到南齐，南方地区长则十几年、短则两三年就来一场内战，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残，就是君臣厮杀、文武恶斗。刘宋、南齐的皇室子弟，几乎在内战中无一幸免。此外，北方强大的鲜卑人不时杀向南方，屠戮城池，劫掠人口和物资。荒芜、饥馑、骚乱遍布南方地区，恐惧、猜忌、茫然侵蚀了人们的思想。萧衍如何收拾这么一个烂摊子？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拢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因此，萧衍要保持政局稳定，尽量不折腾、不多事，能不动刀子就不动刀子。同时，对佛教的深入了解，让萧衍相信，佛教是治国最好的思想武器。恰好，动荡和茫然是宗教蔓延的沃土，佛教已经在之前的魏晋时期开始在中国扎根，为萧衍借用它治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南梁的基本国策“佛化治国”就正式出炉了。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江南大地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久违的安宁。佛教盖过道教和儒家学说，征服了南方的人心，成为新的主流思想。其间，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南方超越北方这一宏大过程的重要一环。萧衍和“佛化治国”的战略功不可没。但是，萧衍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比如过分崇佛变为了佞佛，比如慈悲为怀异化为了纵容犯罪，比如放下屠刀被简化为了放松武备，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萧衍的三宗罪，也可以认清局势是如何一步步恶化成侯景之乱的滔天祸水的。

具体到对外战争方面，萧衍的基本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的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这有助于理解萧衍对侯景的接纳，也可理解为什么在侯景失败后，萧衍为什么不借侯景的人头去恢复南北和平。

此外，漫长的执政生涯让步入暮年的萧衍志得意满，骄傲自负，喜欢报喜不报忧，逐渐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这点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体现。它是皇权对一个人正常思维长年潜移默化侵蚀的结果。这时候，奸佞小人闻讯而来。乾隆身边有和珅，萧衍身边有朱異。与和珅一样，朱異也能力超群，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线一样，从来不让政务出现堆积。但是他一心揣摩萧衍的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侯景归降时，萧衍冥冥之中也有怀疑。他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異揣摩萧衍内心贪恋“收复中原”的“丰功伟绩”，就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同样是朱異，在侯景造反后，信誓旦旦地说侯景绝对不会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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