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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为什么始终无法斩除西夏?
西夏,北宋,宋朝北宋为什么始终无法斩除西夏?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可见,在世俗官位上,汉人的身份和地位要比西番(吐蕃)、回鹘高,甚至即使是“降汉”即投降过来的汉人,亦可在西夏为官。 这种情况支撑着西夏的发展壮大。 直到汉女出身的梁太后当权时采取下令废除西夏长久以来汉化措施,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废除汉礼,恢复党项蕃礼。并使党项豪族成了真正的“统治阶级”,大肆掠财,弄得民穷财尽。从而使西夏逐渐走向了没落。
西夏供养人像男子打扮为党项人的发型,唐朝风圆领衫。
西夏文字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西夏能在势力繁杂的西北建国,历经十帝,享国祚一百八十九年,自然也不是什么会任人欺负的弱国。而宋朝虽然有经济实力,但这并不代表其有足够征服西夏的军事实力。因而从结果来看,北宋确实对西夏有些无可奈何。
虽然西夏地处西北,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从其发展情况来看,西夏其实并不算是\"小小西夏\"。《旧唐书》记载,\"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墙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后,党项始强。\"作为羌族的一支,党项人与吐蕃族共享青藏高原。但此时的党项尚且处在弱小的部落阶段,无法与吐蕃族抗衡。因而在多次求援于大唐之后,党项人定居在了南北朝时期匈奴人建立的\"大夏\"旧地,当时的平夏地区。
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平定黄巢起义,被赐姓\"李\",获封为夏国公。平夏地区逐渐形成以夏国公为首的地方势力。五代十国时期,李氏(即拓跋氏)一心向中原地区\"俯首称臣\",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凭借西北丰茂的水草,定居平夏的党项逐渐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大势力。不过那时掌权的李氏依旧十分谨慎的处理对外关系,继续向宋朝称臣。宋太祖赵匡胤看李氏这么\"上道\",也就准许了其继续世袭爵位。
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李氏才因为宋朝的步步紧逼而出了李继迁这么一位意图独立的实干家。李继迁逃离宋朝掌控,从京城逃回西北。起初宋王朝对这个逃跑的小喽啰还不在意。结果李继迁在西北接连用联姻的方式获得众多地方势力的支持,迅速壮大了自身势力。
雍熙二年(985),李继迁正式和宋朝闹掰。之后李继迁向辽国请降,被封为夏国王。自此,西夏和北宋的敌对才正式开始。
西北的这些党项人农业和畜牧业都涉及,本身就兵强马壮,擅长应对西北自然环境。在和辽国站在一起后,西夏背后还有辽的支持。对北宋而言,要对付西夏,实际上就是对付北方两国。即使北宋有钱,他们也选择了息事宁人,对西夏做出退让。
此外,西夏地处宋与西域沟通的要道。在与宋撕破脸后,西夏就截断了西域向宋的朝贡之路。当时北宋的战马大多都是西域朝贡或售卖给北宋的。因而西夏一切断道路,北宋的军事力量,尤其是骑兵力量,就大打折扣。而北宋军队要面对的正是西夏的骑兵大军。两方边境军事实力一对比,还是求和对北宋来说损失更小。
而再来看北宋。西夏和宋对立开始于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在位时期。经历过宋太祖赵匡胤一系列军事改革之后,北宋军事实力已不复建国之初。而宋太宗在即位后,继续遵行重内虚外的军事方针。北宋边防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宋朝的军事政策,无异于自断手足。即使北宋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军事实力也不支持与西夏在军事上长期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
另一方面,宋与西夏的军事冲突优先且主要发生在两国边界。而这些地方远离北宋的繁华区域,军备物资匮乏。换句话说,北宋要在这些地方和西夏作战,就需要从中原运送大量的军备物资。单从宋太宗在雍熙年间对北方发动的战争来看,北宋所需的大量物资,给百姓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因而要与西夏硬碰硬,北宋的经济其实难以支撑。
我们说北宋经济发达,实际上是在当时经济背景下,对北宋做出的一个比较性的结论。北宋经济确实较前代有了大发展:更先进的农业用具和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粮食产量上升;\"占城稻\"被大规模引进,南、北粮食种子被推广到适合种植的不同地区;冶金发展,瓷器远销世界多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种种迹象都在向世人宣告北宋经济的发达。但北宋在中央政策的影响下,经济和军事脱节。北宋即使有钱拿给军队,军队实力还是在重内虚外的政策下日益下降。
就像一个高个子不一定是个会打篮球的人。北宋经济是发达,但其军事实力也确实达不到能够击败西夏的程度。况且北宋要面对的敌人不止西夏,还有军事实力同样突出的辽。面对这样的困境,主动求和才是北宋眼中的小代价。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宋朝难以灭亡西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虽然西夏比宋朝贫弱,但是二者之间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大宋那种先进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在河套地区扎下根。
在黄河拐弯的河东、河西地区由于社群构成复杂、战乱频发、地广人稀等原因,中央政府的影响一直不大,所以该地区长久以来都是个如假保换的封建社会,主要是农村和牧场,没有什么大都市。社会结构也仍旧像大唐时一样,由一大批门阀世家在这里管理,不仅有党项部族,还有很多汉人土豪,比如康氏、张氏、杨氏、种氏、李氏、折氏。
对于这些大家族来讲,从来都是流水的国家,铁打的故乡。“国家意识”在这些诗礼传家、弓剑随身的汉人武士那里几乎就是个玄学概念。而此时的大宋在残唐五代的混乱之后崛起,比之于“中世纪”的唐朝,宋朝是个非常近代化的社会。中央朝廷利用像汴京这样新兴的大都会,化解乡村土豪对社会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完善了一套城市领导乡村的制度。
根据井上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中西夏政权的“朝仪”。
“夏景宗”李元昊
而西夏政权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河套这个复杂丰饶而的地方逐渐形成。 晚唐大乱,夏州偏将拓跋思恭(北魏皇室之后,汉将李陵末裔)应势而起,成了一方诸侯,官拜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这可以说是西夏政权的雏形。 西夏的出现对于当地土豪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这个割据政权可以替自己缓冲来自帝都的打压,从侧面得出家族延续的结果。并且西夏政权对汉人土豪也是十分倚重,比如早在李彝兴为定难军节度使时,就任命汉人土豪康公为五州管内都指挥使。至李继迁(继迁高祖拓跋思忠为拓跋思恭弟)据银州后,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封汉人土豪张浦、李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李光佑、李光允为团练使,李延信为行军司马。 而此后李继迁更是用联姻的方式拉拢土豪,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夏国传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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