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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史书既然已经是主流，为什么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要用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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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纪传体史书既然已经是主流，为什么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要用编年体？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现代人不习惯阅读纪传体的史书，古人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司马光不是第一个把纪传体改为编年体的人，他写《资治通鉴》也不是以转述历史史实为第一目的，具体说明如下：
一、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决定了它不容易被阅读
纪传体史书是以某一个人的生平为基础，按照他经历事件的时间顺序完成记载。这样写的优点是对此人的介绍比较详尽，可不便之处也很明显。
第一，同一时间点如果发生比较大的事件，而这件事又跟本传人物关系不大，就无法看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
第二，某一事件的参与人都不止一个，史官为了不重复记载，会有侧重的把该事件记载到更重要的那个人的传记里。
第三，美化人物形象。史官服务于统治阶层，对于该朝一些明显的“劣迹”或是“败仗”会有相应的删减和加工。
（《资治通鉴》照片）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赤壁之战，如果仅看《三国志·武帝纪》，那就是一段十几、二十多字的记载，丝毫看不出来“三分天下”的重要性。只有看过《鲁肃传》、《周瑜传》、《先主传》、《孙权传》、《黄盖传》等等相应的部分，才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赤壁大战全景（《诸葛亮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鲁肃传》中都有记载）。
陈寿为什么会这样写？他写《三国志》时是西晋的官员，西晋奉魏国为正朔，当然不能大肆宣扬曹操的败绩。另外，《鲁肃传》里记载的已经很详细了，也就不用再给魏国的奠基人添堵了。
（陈寿剧照）
二、文言文对于古人来说也是个难题
我们现代人总以为古人读文言文一定驾轻技熟，实际则不然。普通百姓的平均水平一股没有现代人高（读书的人少，成本还高）。如果是帝王或者贵族，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分人。
汉献帝刘协曾想了解西汉的历史，可觉得班固的《汉书》太难读懂了。于是他就让荀悦把《汉书》改成了编年体，当然在摘录史实时需要更通俗易懂些，这才有了后来的《汉纪》。
汉献帝遇到的恰恰也是我们现代人遇到的问题。大家如果读前四史就会发现《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很容易“上手”（仅指个人传记部分，很多“表”、“书”等内容就是翻译成白话文也不一定能看懂），而《汉书》则是四部书里相对较难读的一部。
（《史记》《汉书》照片）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好读就意味着作者加入了大量的“臆想”成分，比如对话，比如心里描写，当然这属于合理想象范畴。所以我们看《史记·项羽本纪》就像是读小说，看《后汉书·耿弇传》就能感受到这位统领渔阳、上谷二郡幽州铁骑力助刘秀平定天下的少年英雄气魄。
班固则不同，他出身文学世家，和父亲班彪、妹妹班昭共同修订了《汉书》。对文字的把控更严格、更书面化，除非有明确的史料来源，否则也不会轻易加入类似于《史记》那样的对话。所以我们在《汉书》里看到的多数帝王传记更像是记“流水账”，这是最标准的人物生平记载方法，可读性也就差了点。
（班固图片）
三、《资治通鉴》是一部帝王教科书，不是以转述历史史实为第一目的
如果有人让司马光做一下自我定位，他肯定不会先说自己是历史学家，而会说是政治家。他主编《资治通鉴》也不是单纯地想把纪传体改为编年体，而是要让宋神宗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做人、治国的道理。当然，还要对付他的“死敌”王安石。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摘录史实时“别有用心”，为了达到教育帝王的目的，有些时候甚至会“断章取义”。
对于这一现象，清代学者王夫之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资治通鉴》里的很多史实跟传统纪传体史书的记载不同。到底是王夫之读“错”了，还是司马光写“错”了？其实两个人都没错，只是出发点不同。
（司马光剧照）
司马光是刻意而为之。《资治通鉴》在记载东汉梁冀家族时就出现了“不符合史实”的事情。梁冀是臭名昭著的“跋扈将军”，毒死了汉质帝，是东汉灭亡的“元凶”之一。他的父亲叫梁商，如果仅仅看《资治通鉴》的记载，梁商就是个对儿子百般迁就、优柔寡断的失败父亲。但是如果看《后汉书·梁商传》，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好官（梁家的先祖是刘秀的开国功臣梁铳）。每有大灾大疫，他还会把自已家的粮食拿出来免费赈济灾民，在朝中的口碑也非常好。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把梁商好的一面全都不摘录进《资治通鉴》里呢？因为司马光认为梁商纵容儿子，为东汉王朝灭亡埋下了祸根，这是天大的罪过。宋神宗不需要知道梁商是个多好的官，只要求他知道大宋朝廷绝对不能有这样纵容儿子的父亲就够了。
（宋神宗剧照）
总结
综上所述：司马光将《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体例来写，方便宋神宗阅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想通过他的“精心筛选”让宋神宗了解历代帝王为政期间的得失，以古鉴今。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我个人的观点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重点在于事
目的是讲述历代治乱兴衰
而历代之乱兴衰，如果用纪传体，那么必然就变得分散了
所以这种情况使用编年体更合适
而且正因为纪传体是主流，所以已经有官方认证的17史（当时的17史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主要是考证历代史书之后编写的（司马光不局限于17史）
如果用纪传体就显得重复了
再者，资治通鉴里面每一次出现重要人物的时候，还是围绕着人物来写的
在我读过的部分，从开头到战国中期，其实司马光的很多内容也主要是
直接用了《史记》的文字，用纪传体的叙事方式把一个人的事讲完
比如讲到某年到某年，出现了吴起，就以吴起为主角来讲这些年发生的事（并不是一口气把吴起讲完的事）
然后如果同期还有其他大事，吴起没有参与，那么在平行讲述其他大事（要么直接叙事，要么以其他人为主角。）
实际上，就是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面吴起部分按年代分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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