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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朝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原因？

宦官,皇帝,朱元璋正统朝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宦官又多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代表，其专权则极易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进而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最终导致旧王朝覆亡。可以说，宦官专权主要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发展，又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腐败和王朝的灭亡。

以上就是小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有错误之处，还望指教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在朱元璋时期开始，大明王朝就一直在极力限制宦官的权力，以免他们坐大酿成汉唐之事，可一昧地强压是禁不住的，到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宦官终于引来了一次巅峰——王振专政。

虽然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压制宦官，但也保不齐子孙后代去改变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章制度，就连朱元璋本人都有意无意地越过自己设立的雷池，不断地加强宦官的权力，至于正统年间所发生的王振问题，则是在这种环境下导致的必然产物。



为了避开百官的贪污风气，朱元璋不得已违背自己的规定，让宦官的手伸向朝廷和地方

《明史》里记载，朱元璋为了防备宦官，规定宦官不得涉足朝政、不得穿百官服饰、官职不过四品、禄米不过一石，设立铁牌让宦官不得干政，违者斩等等。史书对此还有很高的评价，称“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

可事实上，作为一个猜忌心极重的皇帝，朱元璋似乎一直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臣下，反倒更愿意相信百姓，为此还有号召百姓举发官员的政策面世，可百姓毕竟是百姓，地方上的事可以管，一旦涉及到朝廷上的事，因为见识、了解不够就很难管得到，更别说后宫禁院里面，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宦官的权力其实就已经开始加重了：

朱元璋十分推崇周礼，认为宦官中“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用之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为心腹，则心腹病”，所以在他平定江南后，吴王国的宦官规定是“不及百人……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要求限制宦官权力，以严刑峻法来检束，平常用来打扫打扫卫生、传达一下诏令就行；可是宦官制度已经流传了数千年了，可以说自夏商周时期就有，历代皇帝都有过限制宦官的手段和法律，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宦官之祸还是依旧严重，除非全部推到重来（也就是全面废除宦官制度），否则光靠朱元璋个人的自律和制定的法律是很难将其断绝其日后发展的，这是封建帝王共有的局限性，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用宦官，却又害怕宦官，而宦官只要存在一天，其生存的土壤就会慢慢将其壮大，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为帝国的巨大隐患；可惜啊，朱元璋以雷霆手段废除了丞相制度，避免了大明王朝权臣专政的情况发生，可对于宦官制度，朱元璋却始终没有施加这种手段，这或许也是朱元璋对自己的制度和子孙过于自信了，却没意识到：制度是人定的，自然也可因人而变，所以说朱元璋在治天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短视的；

在朱元璋时期，宦官的手已经敢于伸向朝政了，比如有个跟朱元璋打天下的老监，在一次朱元璋的自言自语中，偶尔地提了一句自己的见解，就被朱元璋贬职回家了（没说是在朝廷上还是在内官里，不过宦官干政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

这事看起来简单，可细想一下却有很多门道：作为跟了朱元璋一辈子的老人，对朱元璋的脾气自然是捉透摸清的，对朱元璋不允许内官干政的情况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为何偏偏就敢在朝政中提意见呢？

而且事后，朱元璋也公然违反自己的铁律，没有将其斩首弃市，以正典刑，而是将其赶回老家，这难道不是证明了：朱元璋是有意包庇这些宦官的吗？就连后世的二十四衙门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里成型并逐渐完善的，此时的大明宦官人数，早已跨越了“百人”的界限了。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朱元璋自己都很难做到完全撇开宦官，其子孙后代也就乐得“依照祖制”，开始培养宦官作为自己的心腹力量了：

最明显的就是明成祖朱棣了，宦官的崛起就是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大家很了解了，还有各处出国访问的天使，几乎都是太监当任的，比如李兴出使暹罗、李达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侯显出使西番等等；除了外交事务外，太监监军的情况也是朱棣允许的：王安、马靖、马骐等都担任过监军。明平安南之战中，太监马彬还奉命去福建、广州调集水军，太监掌管军队的口子被撕开。在朱棣重用太监的环境下，宦官的生长发育极快，由此还催生了臭名昭著的东厂，一直伴随到明亡而取消；既然爷爷都这样了，接任的明宣宗朱瞻基更是不甘落后，违背太爷爷定下的“宦官不准读书识字”规定（其实关于宦官不准识字的规定，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只不过朱瞻基将其定为制度而已），设立内书堂，要求宦官必须有文化，为的就是让他能看懂内阁递交上来的文书，以便让宦官暂代“批红”大权，协助皇帝处理政事。如此一来，宦官势力达到一个高峰，二十四衙门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权力最大，问题中提到的王振，在明英宗时期就担任着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内外章奏，负责核对各项奏折和用皇帝御宝盖章。朱瞻基重用太监的程度比朱棣还要厉害，连只有开国功臣和靖难功臣才有的免死金牌殊荣，朱瞻基赐给宦官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的。

到了朱祁镇刚继位的时候，宦官干政已成气候，像金英、范安、王振三人，皆把控着司礼监职位，控制东厂，遥控锦衣卫，和大臣派：三杨、张辅、胡濙，后宫派：张太皇太后、孙太后三足鼎立，而中间则夹着一个年仅十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三足之中，以后宫派力量最强，活语权最大，其次就是大臣派，最末才是宦官派，所以在正统早期，王振等人还无法干涉过多的朝政，只能仰两派鼻息生存。



可人力有尽时，自张太皇太后去世后，孙太后因朱祁镇成年而无法干政，大臣派又开始内乱，宦官派便开始站到政治舞台的C位了

说起来王振得以专政，和年幼继位的朱祁镇还是脱不开干系的，王振本来就是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后来在永乐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因为有点知识，被朱祁镇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负责服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教育的，所以王振和朱祁镇两人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终正统一朝十四年，朱祁镇对王振的称呼永远都是“先生”，可见朱祁镇是把王振当成老师来看待的：

朱祁镇刚继位的时候不过十岁，大事全部由祖母张太皇太后处理，而张氏虽然贤良，理政也十分合格，可是她在垂帘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政务交给内阁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抛开了辅政五大臣之首的英国公张辅和礼部尚书胡濙，张辅在朱祁镇继位后就被解除了军权，集权于自身与三杨了；张太皇太后此举，或许是因为在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之争中，杨士奇是坚定的太子党，而张辅却是汉王党的缘由，毕竟当时永乐朝局势是：文官心属太子、武官心向汉王的局面，而张辅恰好就是奉天靖难武将之一，和汉王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张氏的有意主导下，朱瞻基留下来的辅政五大臣开始了内斗，并最终以张辅的失败而告终；如此一来，大臣派势力减弱，三杨虽然都是奇才，也都是忠心为国，可他们都是阁臣，手里不能掌管军队，而张辅本该以其五朝老臣、开国元勋之后的地位，和张氏一内一外辅弼大明，现在他被排挤在外，在朝廷中已经没了权威，对于王振的崛起也是无可奈何了；《明史》中对于张辅的记载可谓是前后矛盾，前面说只有他敢与王振抗礼，后面在土木堡之时又变得“默默不敢言”，而从他奉天靖难、四征安南的军事能力来看，跟随朱祁镇出征土木堡之时，一无法制住王振、二没有提出合理化建议，可见张辅早在朱祁镇继位之时，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他的“默默不敢言”，或许也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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