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晚清为什么不准百姓告御状害怕三人成虎？

督抚,州县,衙门晚清为什么不准百姓告御状害怕三人成虎？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伸冤路上的“捷径”与“阻碍”

　　俗话说“赴京路迢迢，银两作道桥”。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着不菲的开销，但京控还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诉讼途径，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通过京控降低诉讼成本。这里包含着原告的理性：面对官役的持续勒索，又不能预期州县能够迅速结案，宁愿直接京控，毕竟路费开销有限，衙门需索无穷。官方对于上控采取压抑方式，也影响到京控者或代作呈词者的“策略”，那就是“图准不图审”。为突破案子被拖延不审的困境，只有凭借出色的文笔或是张牙舞爪的指控来赢得注目，而“虚构词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诉说己方的良善与无辜；（2）凸显对方的强横与凶恶；（3）夸张案件的事实与情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看了台湾《淡新档案》后，认为通过档案很难准确把握案件实情：“诉状中常常有夸张成分，还有不少是为了‘耸听’而捏造的假象。”在传统官僚主义下，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针一直是百般无奈下最有用的办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河移民”上访时，不也是用着“说”（对自身苦难的叙事技巧）、“闹”（逼迫政府立即解决问题）、“缠”（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不间歇地密集上访）这不见得新鲜的三招吗？

　　京控越来越普遍，相应衍生出对京控百姓的一连串服务：乡民进城告状，来回路程有几十里到百里不等，如不能马上受理，势必要在城里过夜，有民人涉讼进城，必须觅地居住等候传唤。在县城里多有专供呈告者投诉的旅馆，一般称为“歇家”。黄六鸿曾建议州县普设“便民房”，与今日官营招待所意义不同的是，此等便民所专为讼事之人而设。歇家非包揽官司之人，即希图赚打官司入钱之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人脉，可以协助没有诉讼经验的百姓交通衙门里的关系，或替他们代找讼师写手，逐渐发展成“一条龙”的服务。

　　京控渐成职业化的趋势，但小民京控注定是一条崎岖的路。州县对上控者的压制层出不穷，非法监禁原告的情形非常普遍，或拘役原告家属以为要挟，甚至将原告诬为精神失常者，这样那些关系官员过失的案件也就瞒天过海了。为阻止原告上控，一些地方不惜中途“截拿”。有被控的地方豪强沿途布防，不让原告上路，甚至抢走行李盘缠，这些豪强势力若没有官府撑腰，是无法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的。清朝漕运积弊丛生，有地方官甚至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在具有“民告官”性质的京控案中，还有原告遭遇“跨省”截拿。道光十六年四川陈姓民人打算京控，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为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涿州州官立即报告直隶总督琦善，将陈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京控档案里确有一部分原告获得了平反，不过通常那样的情形，是建立在他们或其家属先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上。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纠正错案的效率越来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则需要三年两年，多则需要十几年二十年方可审结。到光绪年间，关于“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或“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结”的记载，极为常见。

　　

　　李典蓉不止一次地强调，明清时代为中国传统王朝“最为保守”、“最墨守成规”的朝代。京控制度是清王朝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因应，却不能对既有的官僚弊病与司法问题作出根本改善，也无法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表面上，京控保护的是允许百姓上控的传统，在地方实际操作里，主要保护的却是官僚的乌纱帽，维持统治者内部的平衡。作为京控制度的研究者，李典蓉说它“看似是法制史的领域，事实上也许更接近于社会史”，再放开一点眼光，京控何尝又不是一个政治史的问题？本书的实证研究证明，在行政与司法无法各自独立的集权王朝，依赖京控补救司法，只是一个幻觉。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披着传统德政“伸冤”外衣，继续利用着对上控可能会成功的美好期待，麻痹民间潜藏着的改变动力。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