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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为什么不准百姓告御状害怕三人成虎？

督抚,州县,衙门晚清为什么不准百姓告御状害怕三人成虎？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晚清为什么不准百姓告御状害怕三人成虎？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中国人对“青天老爷”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而“老爷”常有，“青天”却不易见。在千百年来官民对立的紧张下，遥远的“皇帝”往往成为一般人心中最后可信赖的仲裁，最后的“青天”。清朝嘉庆帝对待民间词讼，常用“覆盆之冤”这句成语。所谓覆盆之冤，是借阳光照不进倒放的盆子里头的形象，来譬喻真情被遮蔽、冤枉无处申述，而皇帝自认为就是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强光。“进京告状”成了底层小民伸冤求公道的最后指盼，而统治者也仿佛给臣民开启了一条可以“直达青天之上”的梯道。所以长久以来，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洗冤成功的传奇在民间传颂不绝。李典蓉博士的专著《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依据台北故宫档案，系统研究了有清一代的京控制度，她告诉我们的历史，却没有多少“沉冤昭雪”、“得见天日”的大团圆气氛，真相只是在“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不信任百姓的循环里，百姓只好相信皇帝”这样一个充满了无奈和无趣的故事。

　　

　　从“叩阍”到“京控”：“告御状”的传统

　　所谓“进京告御状”，有着悠久传统。《周礼》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的说法。“路鼓”后来演变为“挝登闻鼓”、“鸣冤鼓”、“上表投书”、“邀车驾”等等，容或形式不同，秦汉以降各朝允许小民上诉的渠道还都是有的。明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使不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到了清朝，登闻鼓设于右长安门外，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电影《让子弹飞》里，鹅城县衙门前那一口硕大的鸣冤鼓，经年未用而绕满了藤枝，但一旦被叩响，就可能为“沉冤大白”的前奏，而这已经是在“共和”了的民国。可以想见，在有皇帝的年代，对有冤无处诉的百姓来说，亲叩登闻鼓、让冤情直达天听、赢得上位者的公正裁决，是怎样一种祈望与蛊惑……

　　历代流变的“告御状”形式，习惯上被统称为“叩阍”，意即直接跪拜宫门或叩谒皇帝。而“京控”作为系统化的审理制度，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逐渐常态化。对这两个古代法律术语，《清史稿·刑法志》是这样定义的：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

　　简单说来，小民“击登闻鼓”或是邀车驾为“叩阍”，发生地点可在京城，也可在皇帝出巡途中；至京师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等处投递呈词，则曰“京控”。李典蓉发现，在明末清初，“京控”这样的名词尚未广泛出现。“幽幽宫门深几许”，乡野小民见官尚难乎其难，进京叩谒九五之尊，又谈何容易？于是乎，趁圣驾出走深宫、巡游民间之际“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就成为了胆大气盛者铤而走险的一招。但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须伏于沟，身至垢秽，俟驾过后，乃手擎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实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

　　如果从“叩阍”成功率来算，生活在康熙朝的百姓可能算是相对幸运的。众所周知，康熙曾六下江南，又常北至热河秋狝，百姓叩阍的机会不少。而且康熙素来勤政，记性又好，一次巡幸五台山，有一人叩阍，皇帝喝止了正欲驱逐的侍卫，回想起曾见过此人，道出其籍贯姓名及上次呈控的内容。臣下一问，居然和皇帝所说一一相符。康熙对叩阍尚属宽容，且勤于批审，但这样的皇帝并不多见。如李典蓉指出，“这并非生成于制度，而是依赖皇帝本身的能力”，实难以为继。就算勤政不输祖父的乾隆，一生多次出巡，但他对沿途叩阍者就缺少耐心，多将原告视作患了“疯症”、“痰症”的精神病人，打发了事。嘉道以后的皇帝，文采武功较诸康、乾均大为逊色，无论秋狝南下，次数剧减，小民一近帝舆的概率几近为零。

　　清朝规定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凡词讼须自下而上陈告，先经州县衙门审断，不服，再向上司衙门（府、道、司、院）逐级上控，如越级控诉，即为越诉。京控是放在《大清会典·刑律》诉讼门中的“越诉”项里的，哪怕告实，也须罚“笞五十”。叩阍则不属于越诉，属直诉，与京控最大的不同是，妄奏照“冲突仪仗”问罪，判“杖一百，发近边充军”。屁股挨打，外加流刑，受罪实在也不小。乾隆中期后，对叩阍的量刑趋严，即使控实也有罪；相反京控得实却可能“免议”，即使出现诬告的情况，有时获罪也不重。再者，京控的定点投告让连京城门朝哪边开都摸不着边的小民有了方向，而叩阍则难免随机、临时、安全无保障等等弊端。具有充分“理性”的诉冤者，在选择上诉途径时越来越倾向于京控，而不是叩阍。

　　根据李典蓉搜集的清代叩阍案例，顺康朝即占一半，嘉庆朝后渐少，也基本上在这一时期，京控成为一种常规运行制度。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为受理的机关，对京控案有奏交、咨交、驳回三种处理方式。一旦受理，根据情节轻重分为奏交或咨交案件，前者须向皇帝具奏，再发督抚衙门审办，后者则直接发回原省交督抚办理。地方督抚分奏咨案件限期办案，每半年结算一次，将审理结果汇奏呈览。刑部则负责复核地方审理的京控案，奏请皇帝最后裁决。

　　

　　谁对京控负责：皇帝、钦差、督抚，还是谳局？

　　在李典蓉看来，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叩阍和京控存在，“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预防官吏为非，借百姓申诉以达到监察官员的作用”。所以皇帝通常关注的案件多牵涉职官，或命盗重案。不过负责受理的都察院，把他们认为重要、值得奏闻的一律上奏，呈状山积，再勤政聪明的皇帝也无法应付。乾隆晚年发现他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案件，不由大发牢骚。美国学者欧中坦分析其原因，由于乾隆宠信和珅，使政敌无法在奏折里对他弹劾，于是都察院透过奏交的京控案来向皇帝表达国家政治出现的问题，故意不给皇帝筛选。这让我们想起，孔飞力在《叫魂》中深刻揭示的一点：官僚负责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到了嘉庆帝亲政，在整肃和珅后，为一振已颓多年的政风，决意“广开言路，聪目达聪”，但他同样发现都察院的弊病，即“瞒上不瞒下”。皇帝派遣钦差下省审案，算是补救的一法，但大员浩浩荡荡下省，耗费国家公帑，又惊动地方，成本高昂，而且部院大臣与地方官常有暗中交通的情况，以此应付每年递增的京控案，终非长久之计。嘉庆帝最后也只能把约束上控的压力转嫁到地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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