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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杂志还有多少人想看和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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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忘了是什么原因，在几千封读者来信中，我给一个远在湖北武汉附近的读者回了信。那年我高三，她高二。信件来来往往，彼此聊得很投缘。她小时候父母离婚，和母亲一起生活，她说她小时候感觉一直很孤单，她在信里管我叫哥哥。她说，这样她就感觉不孤单了。她说，她写完信总是掐指指头算我的回信啥时候能到她们学校的收发室。有时候，她还把我写给她的信拿给她妈妈看。那时候，她告诉我，武汉有本知音杂志很不错，她还给我寄过一些，也鼓励过我给知音杂志投稿。和她的信来信往，就像一块橡皮，给我高三灰蒙蒙枯燥的天空擦得一片蔚蓝……
那时候年少，考大学总想离家远一点，想去远方，也不管多远，就想去看看远方自己以前没看到过的风景。于是，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武汉成了我首选的目标城市。
选择武汉，肯定有她的因素，因为她在这个城市，“武汉”两个字让我提笔时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二）
可惜通知书下来时，我没有去成烟雨江南的武汉，而是来到了沈阳。想远走高飞，没成想却马失前蹄，怎么蹦也没蹦出关外的一亩三分地。
和我一样失落的还有她。
刚上大一，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上大学吃饭、交学费开始出现了困难。为了能把书继续念下去，我开始像其他困难学生一样四处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我做过促销、卖过报纸、发过传单，但这些活时有时无，有时还和上课冲突。
除了勤工俭学填饱肚子，我想我还应该有更好地锻炼。
这个锻炼和她，和武汉，和知音杂志都有关。
大一冬天，记不得谁带我去了一个饭局，在饭局上有人介绍了一个报社的老师，并说该老师是武汉知音杂志的最牛撰稿人，一年从知音杂志社能挣几十万元稿费。
那时候我也看知音杂志，但不知道知音杂志稿费这么高啊。那段饭吃的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想多些和该老师请教给知音杂志写稿却频频遭受到的白眼和不屑。其实想想也理解，毕竟人家是知名日报社的著名记者，是写稿人中的大腕，而自己只是一个大一学生，寂寂无名之辈。虽然遭受白眼，向前辈乞要联系方式也遭拒，但我内心还是很激动的，知道了知音杂志的高稿酬，因此开始瞄准了方向，并暗下决心：多写多练！一要挣稿费填饱肚子；二要出人头地，也争取早日成写稿界的大腕。
那时候自己是初出茅庐，天不怕地不怕，正式开始研究如何给知音杂志写稿。其实，作为当时大一的我给知音杂志写稿确实很难，知音杂志用稿大部分需要采写真人真事讴歌弘扬人间亲情、爱情、友情的，而我以前写的只是一些散文、诗歌之类的，况且我又没有采访证件。
但不管怎么难，我还是要拼一拼。我开始研究知音体文章怎么写，我开始跑市图书馆查看省内各市报纸寻找符合知音杂志风格的新闻线索，我开始自费坐车跑省内采访故事主人公，我开始提笔撰写知音体文章……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次的采访，不用卧底，也不是有什么危险，而是特别窘迫，窘迫的让自己后来还为这次采访做过很多次梦。每次梦中醒来，还会感觉到一些有关青春的疼痛。
那年冬天在报纸上查到雷锋的战友乔安山的事迹，思考了一下线索，感觉可以。当时只知道乔安山在抚顺市，不知道他的住址，不知道他的电话，也不知道他的单位，只知道他有时候去抚顺雷锋纪念馆。于是，我就坐车到了抚顺市，又一路打听一路走，七拐八拐地找到了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当时没钱，除了车票，兜里只剩下35元钱。我询问纪念馆一位中年女士工作人员，乔安山是否在纪念馆。那天也很凑巧，正好乔安山老爷子去雷锋纪念馆办事，于是她把乔安山找来，介绍给我。一听说是采访，这位纪念馆的女士同志也在旁边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乔安山的事迹来……
一晃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了，还没轮到我采访乔安山。那天天特别冷，得零下快30度了，早晨没吃饭，我肚子饿的咕咕叫，而乔安山老爷子也说早晨没吃饭。我看这位女士也算帮了我，我有心请他们俩吃饭，可我兜里只有35元钱啊！我还得留出至少5元钱坐车回沈阳。
没法挨下去了，我咬着牙硬着头皮说请他们二人吃饭。这位女士也没客气，说天太冷了，吃火锅吧。
那时候尽管我还从没吃过火锅，但我知道火锅肯定比3碗面条要贵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去的火锅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吃的，吃了什么，反正都是在想结账时候怎么办，怎么办？看着锅里的涮肉，就像是在把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扔进滚烫的沸水里，涮来涮去……
好在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在我平生第一次吃火锅如同上日本鬼子的酷刑结束时，服务员告诉我花费35元。
真是得感谢那位中年女阿姨，她领我们去的是一个苍蝇小店。
饭是吃完了，但我回学校坐车的路费没有了。如果步行，估计不停歇走回学校得2天。在乔安山家挑完照片，万般无奈之下，也是万分窘迫地和乔安山老爷子提出借10元钱路费。老爷子一愣，一看我不是开玩笑，马上从兜里掏出10元钱给了我，说不用还不用换……
后来，我采写的乔安山的故事在知音杂志上发表了。
再后来，我又给知音杂志采写了很多篇稿件。终于可以不用去发传单、卖报纸、做家教填饱肚子了。
这时候，为了生计拼搏，我给她的信少了很多，也短了很多。
（三）
大二放寒假，我去了武汉江夏区，并在她家里过的春节。
那时她有男朋友了，是她大学的同学。
我看到了她，看到了她妈妈，也看到了她的男朋友。
她和她男朋友陪我逛东湖，陪我吃热干面，也给我讲她俩的恋爱故事……
那年春节前后，武汉的雨水特别多，在东北火炕、暖气呆惯了的我，感到十分阴冷。
她妈妈人很好，善良、热心肠，拿我当自己的儿子。逢人说，我是她的干儿子。
于是，我在武汉有了老干妈。
那时候也真想了，要扎根武汉。
可能因为青春那份懵懵懂懂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留在青春记忆里分外温暖的情感记忆，也可能还有是为了回报不吝支付稿费而没让自己青春饿瘪的知音杂志。
毕竟那时候的知音杂志还是无比辉煌的，自己觉得能在那里谋一职，也算对得起几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列祖列宗了。
一晃到了大四毕业季，原本应该踏上去武汉知音杂志社的征程，还是阴差阳错的改变了方向。
终于，我还是原地踏步地留在了沈阳，去了一家机关单位混饭吃。从此，仗笔走天涯，成为一代名记的梦想就一直破碎到现在。
（四）
没想到武汉发生这么大的疫情。
过年那天下午，看着电视里武汉疫情的报道，忙的乱糟糟的我突然想到知音杂志的程哥，连忙发去微信，问他是否在武汉。
很快，程哥微信回复：我在武汉啊。呆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现在封城。
他告诉我，他在武汉的家，位于武昌洪山广场附近，这个地方还是蛮危险的，一是洪山广场是地铁 2号线和4号线交汇处，二是左边不远处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右边有市七医院，都是作为接待发热病人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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