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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唐宋八大家之后，元明清却感觉很少出大文豪？

唐宋,明清,时期为何唐宋八大家之后，元明清却感觉很少出大文豪？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杜牧《泊秦淮》）也未能使得达官贵人们警醒，依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林升《踢临安邸》》，自身的衰败，加之北方游牧文明的日益强盛，量变无可逆转地产生了质变，雅山一战，南宋灭绝。即便仍有胸怀家国的栋梁，也未能实现挽狂澜于既倒。文天祥留下了他那首《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人生抉择，溢于言表，令人唏嘘感叹，心生崇高敬意！

当元朝完成了大一统，中华文化便逆流而上，渐渐完成了对蒙古族文化洗礼与同化。南北文化的融合汇聚，形成了有别于唐宋诗词的势能，于是元曲诞生了。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清朝推翻明朝统治，都是统治本身没落僵化死亡的标本，但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明清是古代小说发育的朝代。

（二）评判转向

防民口患甚于防川。这是元明清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文化心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文字狱在元代虽然发生得少，但毕竟存在过，同时因言获罪和文化管制措施也有很多。

现存史料中所见元代典型意义上的3次文字狱及1次未遂事件:

01黄谦之事件

盐官县教谕黄谦之写作“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的桃符讽刺硬译公牍体被罢职。顺便说下，黄谦之应该只是发句牢骚而并不是对元朝统治有根本上的不满。在用元朝的“体制力量”维护他所属的儒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他还是很积极的。就在他写这对桃符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年），他还上呈说在修筑海塘的工程中，免役儒户不应当“与民一体科差勾扰”。

02、赵㬎（宋恭帝、瀛国公、合尊）被赐死事件

南宋小皇帝赵㬎在投降元朝之后，被封瀛国公，一直享受优待。至元十九年（1282）薛保住告变事件和当时的局势引起忽必烈的紧张感，于是决定把赵㬎迁到上都居住，并杀害了文天祥。至元二十五年（1288）又下令赵㬎去吐蕃出家学习藏传佛教。关于赵㬎此后的结局，《佛祖历代通载》记至治三年（1323）被元英宗赐死，但没有记载被赐死的原因。明初《山庵杂录》则记述了一个文字狱的故事：

“瀛国公为僧后, 至英宗朝, 适兴吟诗, 云`：寄语林和靖, 梅开几度花? 黄金台上客, 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 闻之于上, 收斩之。既而上悔, 出内格黄金, 诏江南善书僧儒, 集燕京, 书大藏经云”

1981年，藏学家王尧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南宋少帝遗事考辨》一文，还原了藏文史籍中的赵㬎。其中关于赵㬎之死，成书于1361年的《红史》云：

“薛禅皇帝登极之至元十三年，蛮子南宋幼主登位三年，伯颜丞相尽取其国土，幼主皇帝被发遣至萨斯迦地方，出家为僧。后，至（英宗）格坚皇帝之时，杀之，出白血焉。”

王尧云，出白血或译流血成乳，是佛教历史上习见的说法, 用来表示冤狱, 被害者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 象奶子一样。即藏族史学家对赵㬎之死寄予同情, 认为他的被害是冤枉的。结合汉文史料，可以说赵㬎因文字狱被元英宗赐死，应当是可信的。

另外，赐死赵㬎的元英宗虽然是一位备受汉人士大夫和一些后世史学家青睐与惋惜的悲剧皇帝，但却有极为暴躁的性格，在因言论治罪方面也可谓是屡有前科。至治元年（1321年），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等劝谏寿安山佛寺的营造工程，奸臣琐南向英宗挑拨说他们是“讪上以扬己之直，大不敬。”结果英宗竟然杀害了观音保和锁咬儿哈的迷失，把成珪、李谦亨流放到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在赐死瀛国公的同一年，与元英宗关系亲密的艺人史骡儿在表演时唱词有“酒神仙”语句，酒醉中的英宗认为是讽刺自己，大怒下令杀害史骡儿。当然，元英宗毕竟还不是纯粹的暴君，他在酒醒后发现史螺儿已死，后悔地叹息“骡以酒讽我也。”赐死瀛国公之后也是：“既而上悔”。但是明知自己的暴躁而不能约束，以一腔热情推进其政治蓝图，最终把自己和真·基友拜住都带入了政治上的死地。

03、伯颜追捕曹明善事件

元末元顺帝初年，权臣伯颜杀害剡王彻彻都、高昌王贴本儿不花，汉人官员曹明善就写了《眠江绿》小令两首，在大都城的五座城门附近都各贴了一张，以示抗议。这也算是一种隐晦的大字报了：

“长门柳丝千万缕, 总是伤心处, 行人折柔条, 燕子衔芳絮, 都不由凤城春做主。

长门柳丝千万结, 风起花如雪, 离别重离别, 攀折复攀折, 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伯颜得知后大怒, 发动情报部门查实是曹明善所作, 于是在大都广为搜捕。曹明善跑到江南的一个僧舍里避难。直到元顺帝和脱脱扳倒了伯颜，他才公开露面。

04、未遂的文字狱：虞集被诬告事件

虞集是南宋虞允文的后人，元代后期鼎鼎大名的文坛领袖。文青范的皇帝元文宗对他格外欣赏，多所优宠。但是《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本传则记载了他在文宗时代的一段险恶经历：

“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

所谓世家子孙，显然就是一批蒙古贵族子弟。他们不满于元文宗对虞集的偏爱，于是从虞集的作品中寻找涉嫌“讥讪”朝廷的文字，向文宗告状。他们能熟练地阅读汉文文学作品，乃至从中摘选特定的词句，说明他们被汉文化的“涵化”程度已经相当不浅。但是看不惯文宗对一个南方文人如此优待，因而想通过文字狱诬告，又说明他们的蒙古本位意识不减反增。这正是姚大力所总结的：“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不过，身为文青的元文宗对虞集是真心崇拜，因此世家子孙的诬告没起什么作用。

以下部分不是有关狭义的文字狱，但可以看一看蒙元时代“言论自由”的状况——即没有文字狱，并不代表一切很美好，元代政治的宽大相当程度是江南地主文人在经历了洪武高压之后的感受。但事实上，元代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并没有松动。

在言论上对最高统治者“大不敬”被治罪的措施

有一条专门惩罚对最高统治者个人不敬的刑罚，即“口里填土”，传承自蒙古帝国时期。窝阔台时期一个畏兀儿人阔儿古思“说了一些粗鄙的话，被人告发”，窝阔台把他关到监狱里，“用土填嘴而死”。（《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34）忽必烈时期，桑哥因为说话粗鲁傲慢，所以被杀前嘴里被填上脏东西。（《史集》第二卷p349）忽必烈也曾下令：不拣什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通制条格》卷八）（以上转引自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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