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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疫情排名与国家实力及发展程度经济规模有一定关系，你怎么看？
疫情,中国,中国经济有人说疫情排名与国家实力及发展程度经济规模有一定关系，你怎么看？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以全面性警戒与审慎态度应对外部压力，每一次冲击反而成为创新的有力诱因。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以及外部冲击反而会加快创新，显示出积极效应。可借鉴国际经验应对危机，化压力为动力。如二战后的日本产业因为遭受一连串的“冲击”但又不断成长，这些冲击包括从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到“石油危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每次冲击都致使日本产业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策略，进而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国家竞争优势。
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先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实现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人口转变，然后通过创新驱动，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言犹在耳，中美经贸摩擦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是一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绝不仅是产业本身，往往涉及到国家安全，通过贸易制裁或者禁运的方式实现经济、军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经成为通行手段，芯片行业就是典型的范例。
原始创新依赖基础科学的发展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都来源于基础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所依赖的“种子”是基础研究，尤其在通讯、材料科学等领域，没有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难以有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应该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要做没有应用目的的试验。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保证对“纯”科学有足够的资助，只有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宝库，让企业和机构可以从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续激发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庞大，全球厂商青睐。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着近14亿人口市场规模和4亿人左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稳健，比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同代际的消费群体呈现不同的增长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多元性特点，表现为“一国多个市场、一国多层次市场”。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1997年所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与输家》一书中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赢家为什么赢、输家为什么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市场的企业基本都输了，把中国看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场的企业都赢了。”时至今日，中国市场依然如此，中国既有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风口，也有抓住年轻人消费心理的跨界电商的小趋势。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为了回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频率，以适应更加细分的市场。
推进高质量国际经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压力促使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开辟潜在的或者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烈与出口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构建新的全球化战略与转型升级路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取代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
中国国内市场虽然广大，但是竞争日益激烈，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企业将逐鹿中国市场。市场结构性饱和与产能过剩特征具有长期性，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更为明显，这些趋势将迫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经历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融服务业几个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通过对外投资缓解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亟需借助国际社会资本与技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具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与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
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只重视国内市场的传统观念自然就会延伸为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重视与关切。当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投资的占比仍然很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这也是中国产业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耕海外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不仅是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也是国家竞争力增长的过程。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制度型开放带来改革红利，开放新格局释放发展动能。2018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两则“负面清单”，分别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持了2018年版的体例结构，进一步缩减了负面清单长度，新推出一批开放措施。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撑。从减税降负到简政放权，中国与国际并轨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越来越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疫情并没有影响中国开放的步伐。外资以价值投资为主，更看重长期趋势，并不会因短期的疫情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中国市场中长期走势非常乐观：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强大的市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三是更加自由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吸引外资的基础。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写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制度变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GDP增速每到低谷时，中国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金融危机以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一个国家发生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地理空间上也存在异质性，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庞大且地区发展差异显著的国家，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变迁必定在时间上是逐步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在产业上是有优先序的，因此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不是一次性，而是波浪式、分地区、分产业陆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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