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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什么？何谓“四端”？

孟子,天人,仁政孟子“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什么？何谓“四端”？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如果说在孔子的时代，由于宗法血缘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面对的是和自己有各种或远或近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内在自觉和外在义务还不至于发生对立和冲突，二者借助血缘亲情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的话，那么，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血缘关系的进一步瓦解，“楚人居于越，越人居于楚”的地缘关系逐步建立，人们之间的关系便变得复杂、多样。除了血缘关系外，还出现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君臣、朋友），而且后者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重要，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前，内心自觉和外在义务已不能象以往那样保持统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仁内义外”说。从郭店竹简的资料来看，儒家所主张的“仁内义外”，是强调“仁内”“义外”的统一，认为道德实践需要从“仁内”与“义外”两个方面入手。在他们看来，“夫妇、父子、君臣”的人伦关系中，“父”、“子”、“夫”三者因为具有血缘关系，是“内”的；而“君”、“臣”、“妇”三者不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是“外”的。由于“内”“外”不同，道德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六德》）所以要用仁、义两种道德范畴来处理“门内”（家族）“门外”（社会）不同的社会关系。“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同上） 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是儒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转折时期的特殊形态。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则与此不同，他强调的是“仁内”与“义外”的对立，认为对家族以内人的爱是自觉的，是发自内心的；而对家族以外人的爱是不自觉的，是由外部强制的。告子的这种看法同他把仁理解为血缘亲情密切相关，从血缘亲情出发，自然是“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血缘亲情是人人具有的内在自然情感，所以说它是“内”的，同时，他又把义理解为对长者（或他人）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由我与他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决定的，从这一点看，它是“外”的。告子对仁、义的这种理解，不一定符合孔子以来儒家的思想，它却将其中隐含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孟子对告子进行批驳，也正是由此而来。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尚无力对其作出有力反驳，这是因为告子的“仁内义外”说本身就是根植于儒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而这一矛盾是孟子自己自觉不自觉也承认的。试看下面这段材料：“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告子下》）孟子这段言论完全可以作为告子“仁内义外”说的注脚，只不过它不是一种明确的主张，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表述而已。然而可能正是与告子的辩论，使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意识到必须突破宗法血亲的狭小藩篱，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仁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他提出“仁，人心也”（《公孙丑上》），以人心言仁（广义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义礼智而成为最高范畴，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四端”到四德（仁义礼智）的发展过程，融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于一体，成为主体实践的内在根源和动力；而“义”不过是“辞让之心”的外在表现，是仁（心）的一个方面，它是内而不是外的。人们之所以产生“仁内义外”的错误看法，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仁，因此必须打破血缘亲情的狭隘限制，树立起主体自觉，这样才能克服“仁内义外”的矛盾。可以说，直到这时，孟子才真正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告子的批判，同时把儒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儒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孟子完成的，而告子则起到了外在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不妨说，告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于，由于他注意并强调了早期儒学理论中所蕴涵的矛盾，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其凸显出来，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试图从理论上给以解决，结果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儒学理论的发展。

如果说与告子的辩论是“四端”说形成的思想原因的话，那么，孟子周游诸侯，推行仁政则是“四端”说形成的现实社会原因。“四端”说形成于孟子周游诸侯的晚期决不是偶然的，古代哲人尤其是儒家学者大都有积极的入世精神，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孟子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在诸侯各国的游历经历，没有目睹当时人民的苦难，孟子的“四端”说也许不可能提出来，或者是另外一种形态了。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封建贵族兼并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以孟子曾游历过的魏国为例，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上》）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即便如此，那个自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梁惠王仍不肯罢休，念念不忘继续发动战争，“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同上）根本不以涂炭生灵为戒。连年的战争，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因此，孟子的“四端”说决不是来自书斋里的玄思溟想，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思索。《说文》云：“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实表示因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在下面一段中，孟子则把“四端”与先王的“不忍人之政”联系起来，把它看作“不忍人之政”的先决条件：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这段言论与上引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思想相近，可能属于同一时期。孟子认为“四端”是人人具有的，这就决定了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能的，能不能最终实现，则取决于个人态度如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那些不行仁政，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人，一定是“自贼者也”，是不配称做人的。可见，孟子的“四端”说既是对统治者的热切呼唤，又是对独夫民贼的激烈批判，他把仁政寄托在统治者的“恻隐之心”上，用今天眼光看来，可能有空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始终不绝如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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