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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有没有能力经营中国东北？你怎么看？

清朝,沙俄,入关清朝入关后，有没有能力经营中国东北？你怎么看？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前言：

清朝入关后，在经营东北的政策上是坚持不懈、毫不动摇的，毕竟这是满洲人的“龙兴之地”。但是由于入关后，前几代皇帝的种族政策，导致了在经营东北时，造成了一定的偏差。

现在很多网文、自媒体宣称，自明末时期，辽东区域有汉人约为100-200万人口（也有的说是300万人口），努尔哈赤崛起之后，这数百万汉人人口，部分被屠杀、部分以包衣奴的身份加入满洲、还有部分是逃亡回关内。

同时，多尔衮携幼帝顺治入关后，清政府就制定了“严禁汉人移民”的政策；因此导致了清代200多年的历史里，东北的人口都偏少，最终无法与沙俄、日本抗衡，割让了土地、以及丢失了旧藩朝鲜。

这种观点是相对是属于主流的了，只是这种观点偏颇了些许。

有清以来，对于东北“龙兴之地”的经营，相对于汉地十八省而言，其政策更为偏向于满洲人，因此才导致了因人口过少，土地广阔而无法达成完全占据的局面。简单而言，即满洲人以维护其本身利益为前提，来经营东北辽阔的区域。

一、清代辽地的行政管理体系，及变化

（一），旗民双重制

多尔衮携幼帝顺治入关后，根据推算，满洲区域约留下不到十万旗民驻守。但是此时的清政府，是将辽地作为其后路，谨防汉人反击时，能推回关外。因此从顺治皇帝到康熙中年（康熙二十年，平复三藩后），清政府是全面禁止汉人迁徙东北的。


同时这差不多半个世纪里，清政府的重心是偏向于中原，导致了辽北区域大片土地被沙俄蚕食，形成了今日的东北疆域。但不能就说清政府完全摒弃关外，此时的清政府在关外区域的行政体系，是与汉地或蒙、藏区域是不相同的。是施行一种“一地两制”的行政模式。

（1）旗制体制：

早期，清朝在东北实行“盛京五部”体制：即盛京户、礼、刑、工、兵五部。

这五部主要是管理旗民的民事，如户部管理个庄园的税收、各将军府的支出等等；礼部是管各陵寝、各官地瓜菜、鱼泊等供给；刑部管旗民犯罪；兵部管关外驿站、各将军府的兵器等等……

（2）东北满洲将军府：

a、盛京满洲将军府：这个名称在乾隆12年以前，是经常变动的。如顺治元年时称为盛京总管，顺治3年时改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为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康熙四年又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

但是不管名称如何变动，盛京满洲将军是东北三个将军府最高军事长官处，是统管整个东北区域的军事。

b、吉林将军府：

其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宁古塔”，其前身辖区非常大，北起鄂霍次克海，南至日本海的海面；西至柳条边590余里，至盛京威远堡开原界；南至长白山南图们江、鸭绿江1300余里，与朝鲜分界；北逾黑龙江至外兴安岭。

在康熙时期，因将军府是在黑龙江流域船厂内，因此常常出现宁古塔将军、船厂将军、吉林将军，三种不同的称呼出现。

c、黑龙江将军府：

在康熙22年（1683年），为了加强对沙皇侵略势力的 反击，清政府把原属宁古塔将军管辖的亨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达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松花江等河流以西之地分出，称为黑龙江将军。

在晚晴光绪之前，这三个将军府，都是军管制度，但是在乾隆22年时，因受到汉地行省制的影响，在此之后，除了盛京将军府外，其他两个将军府在政府文书中，多以省为记载，即吉省、黑龙江省，因此造成了一些误解。

除了八旗管理制度外，东北区域自有清以来，都存在汉民管理制度——民制体制：

顺治十年，设辽阳府，管辖辽阳、海城二县；顺治14年，改奉天府长官为府尹，掌锦县、辽阳、海城、盖平、铁岭等所属府州县厅的民政事务。雍正年间吉林设置三州县管理吉省民政。

因此不能说满清入关后，辽地就没有汉民的存在。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另外“闯关东”并非是光绪时期才开启的，在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就因人口剧增，不得不对汉民进入到关外，进行了一定的放开。

闯关东

清顺治入关后，颁布了"禁关令"，全面禁止汉民进入关外，并开始在满境内修筑“柳条边”篱笆墙。但是在此时，清政府为了满足关外人口及劳动力，也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即此时的清政府政策是有着两个极端方向的。一方面是全面禁止“私自”迁徙到关外，一方面又有清政府出面组织山东区域的汉民，进入到关外屯垦。

但是到了千古一帝康熙亲征之后，这种官方组织的迁徙行动就被全面禁止了——“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同时康熙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残酷闭关政策，包括康熙皇帝指示盛京等三将军府，定期猎杀“私自”进入到关外的流民据点。

这种现象直至到乾隆中后期才被打破，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经常能看到，乾隆亦多次下旨申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府，要求他们出兵猎杀关外流民，以保“祖宗肇迹兴王之所”。

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乾隆皇帝又下旨申饬关外官员阻止汉民流入关外的做法。这主要是当时的人口暴增所致。根据各地的史书记载，剧增的人口，南方区域不得不向原始森林、山区、海岛迁徙，寻求更多的耕地，甚至是沿海、沿湖区域的民众“围海造田”、“围湖造田”。

而被北方区域的，如黄河两岸的人们，在乾隆中后期，因黄河泛滥，人口剧增等因素主导下，不断向内蒙、新疆、东北迁徙，寻求生存空间。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这些迁徙行为，多是民间私下行为，清政府少有起到主导作用的，比如南方湖南、广西，多是富商、富农、或流民，进行了定居点修缮后，形成村落及集市，地方政府才派遣税务官员到达集市，完成直接统治。

所以，才有“闯”一字，而非是“垦”、“种”、“活”。“闯”除了是闯过“柳条边”，还有闯过官府的阻挠、闯过环境、生存等等的意味在内。

常常在写清政府时，多是以1800年为界限；1799年乾隆死后，嘉庆皇帝亲政（嘉庆四年），虽然嘉庆说不牵连广泛，可事实上，对于与和珅有关联的官员，在其亲政后，多被撤职。

为了能保证其统治性，嘉庆皇帝提拔了大量的汉八旗或汉臣，也是在1800年后，汉臣摆脱了千年老二的称号（在此之前，各部门首席长官必须是满人），开始掌控了清政府的地方、中枢的部分政权。

所以，1800年以后，在鸦片侵袭、沙俄蚕食、汉臣掌权、人口剧增等等因素之下，清政府对边陲各省份的政策出现了缓慢的转变。如蒙古，在以前是禁止汉商随意进入到蒙古区域的，可1800年后，汉商不断进入蒙古，汉商与札萨克、僧侣的合作之下，逐渐形成以围绕在寺院、兵营为基础的定居点，最终形成城市化、农垦化。

同样，在关外，汉商与关外满人结合，先是较为温和的辽河平原修建定居点，结合了之前的县、府，逐渐向寒冷但肥沃的松嫩平原延伸，最终到了民国时期，已经有4000多万人迁徙到了东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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