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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盛唐,气象,建安盛唐气象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沧浪诗话》借用了这个「悟」字说诗，吴景仙曾表示反对，所以《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说：「我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那么《沧浪诗话》所说的「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于形象的捕逐。韩愈诗：「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感，百怪入我肠。」诗人们凭着丰富的想象翅膀在广阔的空间中飞翔，捕逐他要塑造的形象；这正是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了，所以《沧浪诗话》说：

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悟」既是「捕逐」，「妙悟」也就是「妙手偶得之」。而形象乃是最直接的感受，这也就是「直截根源」、「单刀直入」，这个意见也是本于钟嵘《诗品》的说法。《诗品》说：

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诗品》这里所说的「直寻」，也就是要捕逐「高台多悲风」、「明月照积雪」这么鲜明直接的形象。而《沧浪诗话》又有与《诗品》如出一辙的大段论述。他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公……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务多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

《诗品》的「羌无故实」、「讵出经史」、「皆由直寻」，正是《沧浪诗话》的「一味妙悟」、「直截根源」、「单刀直入」。《诗品》反对的「补假」，也就是《沧浪诗话》所反对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至于「以议论为诗」，又见于他所说的：

夫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他以为诗人要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则需要平时多读书、多穷理，然而到了写诗时，却又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正因为诗所要捕逐的乃是最直接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应当自然含有平时所「读」的「书」、所「穷」的「理」在内，所以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而这个「意兴」，到了汉魏则是：

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

我们若再证之以《沧浪诗话》的另一段话：

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皆非第一义也。

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总结上面的话就是说，汉魏是：「气象混沌」，「不假悟也」，「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盛唐是：「气象浑厚」，「透彻之悟」，「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惟在兴趣……玲珑透彻」。如果「悟」是对于形象的捕逐，那么，汉魏就是还不曾有意去捕逐，而是听其自来的，所以说「不假悟也」；盛唐则是认识到捕逐而且达于深入浅出的造诣，所以是「透彻之悟」。汉魏既然还没有致力去捕逐形象，所以形象是淳朴的，又是完整的，因此「难以句摘」；如同还没有开采的矿山，这也就是「气象混沌」。而盛唐则由于致力捕逐而获得最直接鲜明的形象，它好像是已经展开来真金美玉的矿藏，美不胜收的放出异样的光彩，这就不能说是混沌，只能说是浑厚了。然则《沧浪诗话》所说的「悟」就是形象的捕逐。所说的「意兴」或「兴趣」就是「想象」的飞翔。所说的「透彻」就是深入浅出直接了当；所以他说：「诗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所说的「气象」就是风格形象。而所谓的「浑厚」则在于说明这个风格形象的蓬勃饱满，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六、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

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理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以艺术的重要渊泉民歌为例，绝大多数的民歌是歌唱爱情的，以《国风》而论，像《硕鼠》一类的篇章究竟是占少数的。人民要求幸福的生活，当然就形成与黑暗面敌对的力量，这里为什么没有思想性呢？它的思想性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般的理解，特别是表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正是属于后者；屈原的《九歌》不用说，没有具体揭露什么黑暗面，就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强烈的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黑暗面的描述。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这里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当现实中光明的力量被压抑而黑暗势力横行的时候，揭露黑暗就成为主要的手法；当光明的力量得到发展，而黑暗势力不得不退让的时候，热情的追求理想就成为最直接的歌唱。屈原的时代正是先秦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跃进得最澎湃的时代，屈原作品中华采缤纷的形象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这与他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乃是一致的。而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其情形也正复相似。李白《古风》中少数揭露黑暗的诗篇，只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方面，而李白诗歌上主要的成就，李白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却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这里「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之所以被目为是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李白诗歌之表现为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也表现在这方面的作品上，而不是他那较少的《古风》中。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整个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里反映了这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爱的，它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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