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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第一大败家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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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还有一种说法是溥心畲通过太监卫福海义子卫广利开的“宝云阁”画铺，经古董商白坚甫之手，将《照夜白图》卖给了日本人。后来，日本人又转手卖给了英国人大维德，后几经辗转，此画为迪隆基金会所得。之后捐赠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珍藏至今，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是一样的。张伯驹也因此大受打击，耿耿于怀，不能放下。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有了“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决定。
《照夜白图》流失海外后，张伯驹唯恐溥心畲还会卖掉他家收藏的著名的《平复帖》。为了不让《平复帖》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张伯驹决定抢先将其拿下。《平复帖》，纸本墨迹，草书9行，纵23.7厘米，横20.6厘米，大约是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由陆机所作。《平复帖》是现存有据可查的年代最早的名家书法真迹，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五十余年。它因体现出了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原生态，而具备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一直是收藏家的心头好。
为了得到《平复帖》，张伯驹先是请了琉璃厂悦古斋的老板韩博文出面与溥心畲洽谈，表示愿意收购他手中的《平复帖》，但是溥心畲当场开出了20万大洋的天价。要知道，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溥心畲的兄长溥伟将宅邸恭亲王府抵押出去也仅换来8万大洋。很显然，相对于之前出让《照夜白图》索要一万大洋，溥心畲这是有意为难张伯驹。
溥心畲
张伯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又托溥心畲的好友张大千做说客，表示愿出6万大洋求让，但溥心畲仍不松口。直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溥心畲的母亲去世，坐吃山空的溥心畲要为母亲的丧仪筹款。张伯驹担心溥心畲会仓皇出卖《平复帖》，于是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傅增湘居中周旋，表示不会趁人之危，溥心畲可将《平复帖》先抵押在盐业银行，借钱度过一时之需。可能是被张伯驹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最终溥心畲以4万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出让给了张伯驹。在得知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后，日本商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以二十万大洋收购此贴，但被张伯驹以“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为由拒绝了。
然而日本人并不死心，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上班的途中被日本军方绑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立即通过张伯驹的兄弟孙曜东，找到了时任伪国民政府财务总长兼特务总管的周佛海。在中国政府高层的施压下，日本人不得不放弃绑架张伯驹，但是心有所不甘，便把张伯驹这个“肉票”转让给了其他绑匪。后者也清楚张伯驹的背景，向潘素索要300万的赎金，并允许潘素和张伯驹见一面。
当时的张家除了古玩字画，根本没有余钱。当张伯驹见到潘素时，一再要求，哪怕是自己死了，也绝不能动家里的字画，不能让国宝落入外国人的手中。就这样，张伯驹将自己的性命和安全置之度外，和绑匪消耗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绑匪将赎金从300万降到了40万。潘素典卖了家里除了古玩字画以外能卖的一切东西，凑足了40万，将张伯驹赎了出来。回到家后，张伯驹大病一场。病愈之后，他和夫人潘素将所有字画缝入衣被中，辗转逃往相对安全的西安，才使得这些古玩字画得以保全。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时，秘密带走了故宫历代藏画1198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其中之一。这批画作除了一部分被溥仪送给日本人外，大部分被溥仪变卖后用于自身资金需求。就这样，很多的宫廷珍品字画流落民间。于是，北京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纷纷前往东北长春寻宝，一些古董店还在长春、通化设立了分号，专门收购流散民间的皇宫珍藏。
《游春图》被北京琉璃厂振古斋的马霁川所获得，他准备将此画转卖于洋人，大赚一笔。张伯驹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购入此画，马霁川开出的价格是80根金条。然而，张伯驹此前刚以11根金条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手头也很紧张。但他实在不甘心《游春图》落入洋人之手，于是托与马霁川颇有交情的马保山从中斡旋，最终价格谈到了22根金条。
为了购得此画，张伯驹不得不变卖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附近弓弦胡同的宅邸。这座宅院曾是李莲英的旧宅，是一座占地13亩的三进院落，堪称当时京城的顶级豪宅。最终，辅仁大学以21000美元的价格买下此院。由于马霁川等人不接受美元，只认金条。张伯驹只好将美元兑换成22根金条，交易时，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最后又加价。随后，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又凑了6根金条，才如愿将《游春图》纳入囊中。
卖掉后海的府邸后，张伯驹一家搬到了海淀的承泽园居住。在旁人的眼中，认为张伯驹用自己的豪宅换了一幅画，这种做法实在有些不值得，但张伯驹却不以为然，还兴致勃勃地将海淀的居所承泽园重新命名为“展春园”，同时给自己又加了个封号“春游主人”。张伯驹的收藏并不贪多，都是“掐尖儿”的精品，购买书画珍稀，有着一掷千金的决绝。在几十年的收藏生涯中，张伯驹收藏了上百件的国宝。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陆续将自己所收藏的国宝捐献给国家。他先是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卷》、黄庭坚的《草书》卷等顶级珍贵书法共8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奖励给他20万元，他没要。同时，他还将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托人送给了毛主席，他说“因为李白书法浑厚雄壮，正合乎毛主席的气概”。 1958年，毛主席将《上阳台帖》转给了故宫博物院收藏。
此后，张伯驹又多次无偿将自己收藏的珍品捐出去，张伯驹凭借一己之力支撑起了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晚年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晚年时在餐厅吃饭不过几片面包，一碟果酱，朴素至极，还将没吃完的面包打包回家带给夫人，这时你很难将他与那个翩翩公子联系起来。张伯驹这一辈子其实就没有缺过钱，他从小富贵，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在他的心中，其实一直都没有钱这个概念。
1982年，84岁的张伯驹因感冒住到了北大医院，由于他的级别不够，住不了单人病房，家人担心交叉感染，决定给他转院。当转院证明开好之后，张伯驹已经在简陋的集体病房中停止了呼吸。他从富贵中来，却在平凡中离开。启功先生对他评价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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