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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原理(毛泽东辩证法的再认识)

辩证法,智慧,理论辩证法原理(毛泽东辩证法的再认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对此问题，答案似乎只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中国化。若果如此，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实践智慧辩证法有着某种切近性，或者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较之西方的思维方式，更为适合于把握变化的对象，更适合于构成具体性的实践智慧，而不是抽象性的理论智慧。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或不同，人们已多有论述，但张东荪说法似更为精当些：中国哲学“注重于讲Becoming而不注重于Being”；由此造成的是“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而中国人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例如一阳一阴一阖一辟。总之，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人的思想以为有象以及象与象之间有相关的变化就够了”。一为“直穿入”，一为“横牵连”，这一对比可以说十分形象地表明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既然“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的“直穿入”的，那么，这一追问便必定是要将呈现为“杂多”的万事万物之本原归结为某种“一—全”，如“理念”“绝对精神”等，而将万事万物视为是为这“一—全”的派生或“建构”。显然，这正是理论智慧辩证法把握对象的基本方式。而中国思维方式既然是“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的“横牵连”的，则这一思考的前提便只能是多种矛盾或事物并存的“杂多”的世界，而思考的目的也不是将之归结为不变的某种存在，而只是为了把握其变化，即“Becoming”，以便把握时机，顺势而为，以有效地改变世界。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以及矛盾的非平衡发展理论，正是根源于以上描述的中国思维方式。而这也就说明了何以实践智慧辩证法在西方未能得到发展，而在中国哲学之中，特别是在身兼政治家与哲学家的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巨大发展。

　　毛泽东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根基于中国思维方式对于实践智慧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域。这一扩展不仅意味着为之增添了实践智慧辩证法这一根本性的重要方面，而且更意味着基于这一贡献还可能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这一断言自然需要说明。

　　理解这一断言的关键首先在于澄清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性质。毋庸置疑，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指向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然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却并不直接就是一种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唯物主义地改造了的黑格尔的理论智慧辩证法。此话怎讲？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这种辩证法承认“实在主体”或现实世界之为多种矛盾并存并发展变化的世界“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而从抽象到具体所达到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这里“思想具体”或“一—全”只是思维的构造，而非实在自身的“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是指向改变世界的，但它所指向的是“有效地改变世界”，而不是不论后果的胡乱行动。这便要求改变世界的行动具有客观的科学依据。而科学则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把握，即抽象地把握对象的本质性规定。《资本论》所要把握的世界无疑是现实的“杂多”的世界，但对于这样的“杂多”世界，科学是无法直接地把握的，而必须用“抽象力”将之建构为一个数学化的理论模型，方能够对之进行科学描述。具体对于《资本论》所要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马克思先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普照的光”从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状况中抽象出来，进而以“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为标准，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从“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区别出来，以便能够在最为单纯的条件下建构起一个数学化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建构起这样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之后，再将先前抽象掉的因素逐步增添进来，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普照的光”再行重构。这便是《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理论智慧辩证法之运用。

　　这样一种理论智慧辩证法的把握对象的方式，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精确的方式抓住事物的本质性规定，然后逐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对现实复杂事物的全面性把握。但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程，对于现实“杂多”性的对象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全然的具体更是难以达致，且更为要紧的是，即便能够达到比较具体的把握，也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资本论》的创作历经近四十载，而尚未完成，便是明证。当然，科学是可以逐步地推进的，但现实实践却不可能等待科学的整全性理论的完成，而是往往迫在眉睫地需要行动方案。在这种条件下，便只能以实践智慧辩证法的方式去把握对象，形成行动方案。这是因为实践智慧辩证法并不是在抽象出本质规定后再行重构对象的方式，而是直接把对象视为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存在，从中找出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并进而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采取相应的介入手段以实现改变世界之目标。在这当中，科学的抽象理论亦可以某种方式构成某种客观性的界限。显然，对于以有效地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样一种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是对于《资本论》中的理论智慧的辩证法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补充。

　　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便有了两种辩证法：理论智慧辩证法与实践智慧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一者适用于科学理论建构的领域，另一者则适用于现实的行动方案形成的领域，因而，两者虽然不同，但却并不矛盾，而是构成了一种协同互补的结构。不仅如此，两种智慧辩证法之间还具有相互规定、相互促进之效果关系。一方面，理论智慧辩证法所构成的科学理论，对于实践智慧存在一种界限或限定作用，亦即理论智慧对于实践智慧存在某种建构作用；另一方面，实践智慧辩证法对于复杂现实世界的把握，可能构成理论智慧辩证法进一步抽象考察之基础，亦即可将理论智慧视为实践智慧之抽象构造。因此，基于这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建构起一种包含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由于实践智慧对于理论智慧的基础性地位，且由于毛泽东所发展的这种实践智慧辩证法的中国思维方式之根基，这样一种辩证法体系便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南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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