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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师傅叫什么(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李老师,我的,老师师傅的师傅叫什么(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他崇尚教学相长，从不要求学生的观点与他保持一致，如果他觉得学生们的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还会采纳并积极地倡导、推动。比如，李老师曾在很多场合推荐我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一文，后来南京大学历史系自编的教材《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收入了这篇文章。李老师在提出构建中国文明两种模式的时候，引用了我“可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的观点。再比如，对于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年代的认识，他用了“文化滞后”理论，这是引用了我“文化因素在社会的历史沉淀中的文化后滞现象”的观点。李老师提出文明形成的十项标准，也参考了我关于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成果。这些都令我很感动：老师能引用自己学生的观点，而且还很明确指出“我是引用谁谁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莫大的尊重与鼓励。
2007年3月，正逢李伯谦老师七十寿辰，我们24位李老师的弟子在北京举办了一次聚会，由我主持操办。我们原本动议再出一本纪念文集，李老师说，聚会可以，同门师兄弟姐妹们毕业后如同劳燕分飞，很久没见面了，借此机会大家见见面，叙叙旧，聊聊各自的工作收获。但他断然否决了出书的想法。李老师的七十大寿，没有请其他人，也没有对外张扬，就这么悄没声儿地过去了。
李伯谦老师八十寿辰前，我们这些弟子又筹划为他出书、祝寿。李老师坚持说，出论文集可以，主要收录弟子们和学术上交往密切学者的研究论文，不要歌功颂德的回忆录，不要搞祝寿活动。于是，自2015年起，我作为主编，组稿编辑纪念论文集。在诸位师兄弟姐妹和相关学人的鼎力襄赞下，共收到论文48篇，文图总计130余万字，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可当论文集文稿送到科学出版社后，出版经费却成了问题。当时，李老师手中是掌握有出版经费的，比如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就有可以用于出版的经费，但李老师说，为自己的祝寿文集动用这个出版经费不合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告知我，学院有给八十岁教授出纪念文集的经费，可以去申请。我转问李老师，是否可以申请这笔出版经费？李老师沉默片刻，回我说，还是想别的途径解决吧！最终，在时任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的鼎力支持下，2017年2月，《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终于出版了。
2017年3月，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的操持下，《李下蹊华》的作者齐聚安徽马鞍山，参加“五担岗遗址暨皖东南先秦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议程，除了关于五担岗遗址以及安徽史前与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相关研讨、遗址参观外，还有一个座谈会，请李老师的弟子们介绍各自近年工作的新进展与新收获，回顾李老师对我们培育和教育的往事。我和宫希成事先向李老师汇报了这场座谈会的主题，他竟然表示拒绝参加，要跑去参观遗址。鉴于李老师的坚决态度，我和宫希成只得将座谈会的主旨改为围绕“皖东南地区先秦文化和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进行研讨，李老师才同意参加座谈会。
晚上聚会时，李老师欣然接受了我们所有参会者在扉页上签名的《李下蹊华》，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连声道：“这才是我想要的！”会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官网上发布了一则“五担岗遗址暨皖东南先秦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的新闻稿，有关李伯谦老师的座谈会和《李下蹊华》出版面世之事，只字未提。我明白，这完全是遵照李老师的意愿。
李伯谦（左四）与本文作者何驽（右二）等在陶寺遗址发掘现场讨论问题。
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恰逢李伯谦老师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60周年。年初，在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会长会上，研究会发起人王文超先生动议，学会可以组织一个研讨会，总结一下李老师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李老师一开始并不同意，稍后又觉得这个动议也有一点道理，最终首肯了。作为研究会的会长，李老师希望借这样一个会，回顾研究会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总结一下成绩和不足，展望今后如何发展。
2021年7月17日，“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座谈会在郑州举行。李老师在总结发言中重点表达了五个意思：其一是对举办这个会议内心的纠结；其二是会上总结李伯谦的学术思想缺少反面的看法和不同意见，这并不令他满意；其三是感谢研究会团队在他病情危重之时，倾力相助，证明研究会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团队；其四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五是再低调一些，不要自我膨胀。
李伯谦老师欢迎不同意见，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存在的问题从不文过饰非，而是勇于认错，敢于纠错，堪称我们学生的楷模。
最初，李老师赞成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西亳的说法，后来，他认为邹衡先生的“二里头为夏都”说法更有道理，所以他就公开说，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接受邹衡先生的观点。在《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一文中，李老师明确表示为先前漏掉的晋侯墓地M113、M114这两个重要墓葬担责。这些例子深深教育了我。
我在陶寺遗址工作二十多年，也做过很多误判。比如，原来我判断陶寺早期城址有56万平方米，后来陶寺宫城发现后，推翻了我原来对于陶寺早期城址的判断。再比如，关于造成陶寺晚期社会动荡的原因，我原来认为是陶寺内部原因，现在来看，来自外部的征服是主要动因。这两项认错、纠偏，我都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提出过。
虽然我也年近花甲，但李伯谦老师是我永远的老师！《新唐书·狄仁杰传》称狄仁杰“北斗之南，一人而已”，我心目中的李老师，就是这样的“斗南一人”！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