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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师傅叫什么(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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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述往】

作者：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学人小传

李伯谦，1937年生于河南郑州。考古学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曾任北大考古系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曾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九五”国家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著有《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商文化论集》《感悟考古》等。

我本名何努，北京生人，自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依次改为考古系、考古文博院、考古文博学院），便与李伯谦先生结下了亦师亦友、形如父子的情缘。我是李伯谦先生的硕士和博士，在李老师的弟子们当中与李老师（我及我的家人都习惯尊称李伯谦先生为李老师）交往的历史最久，李老师对我倾注的心血也最多。我想通过与李伯谦老师交往的点滴小事，向世人全面袒露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始自40年前的师生情缘

1981年，我从北京海淀区花园村中学高中毕业，应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事后据知情人士告诉我，当年李伯谦老师负责考古专业北京地区招生工作，调档时看到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兴奋地说：“第一志愿报考古的北京生源，不要他还能要谁？就是他了！”我就以略高于北大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被考古专业第一时间录取了。在当年，文科当中，文史哲、经济和法律是热门专业，考古是冷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考古为何物”。李伯谦老师与我的师生之缘，实际上从他决定录取我的那一刻便注定了。

我当年的高考成绩与我们北大考古81级同班同学相比，没有优势。但是，我知道“考古为何物”，所以我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考古专业，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第三志愿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第四志愿是兰州大学考古专业，大致体现了我对考古的执着与“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少年壮志。李老师慧眼识才，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铁杆考古”。我也没让李老师看走眼，“考古痴心从未改”。不过，这一关键往事，李老师从未向我提及。

直到大二第一个学期，上“夏商周考古”专业课时，我才与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贵人”李伯谦老师真正谋面。

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李老师并未对我流露出特别的，反而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蔼可亲，气质儒雅，五官帅气，尤其是还有一头“微微的自来卷”。那时我才过18岁，不知道这叫“魅力”。当然，李老师讲述的“夏商周考古”专业课，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对我来说更具魅力。夏商周三代异彩纷呈的考古成果与问题，魅力四射的青铜文化，把我给迷住了。当时我便立志，今后要做夏商周考古！从此，我与李老师的交流多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业余生活比较贫乏，除了自习之外，便只有舞会和体育锻炼了。为了丰富业余生活，我们北大考古81级，办了一个班刊《碎金集》，大概一个学期出一集，班里同学投稿，发表论文、诗歌、散文、小说，不拘一格。每一集都请考古系的某位先生题写刊名，每一集也都给考古系的老师传阅，以期对我们幼稚的习作给予指导。我在《碎金集》上以发论文为主，笔名为“何驽”，取《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意。一天，李老师见到我说，看到《碎金集》上我的文章了，还说“何驽”这个笔名挺好。得到李老师的认可，我十分高兴，从此便一直用笔名“何驽”发表文章。可以说，生身父亲给了我“何努”之名，如再生之父的李伯谦老师定了我“何驽”的笔名。

记得李老师带我们班第一次外出考察是参观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房山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我第一次感受到考古田野发掘的神秘诱惑，也有了对考古田野发掘的强烈憧憬。

1984年秋季，我们班分小组进行本科毕业实习。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发掘小组。北大考古82级全班那时正在那进行生产实习。实习由李伯谦、刘绪老师带队。刚到曲村工地，学生们水土不服，加之卫生条件较差，不少同学都不同程度地患上细菌性痢疾。其中我最严重，在曲村镇卫生院住了几天院没见好。李老师不知从哪找来一辆北京212吉普把我送到侯马市人民医院治疗，还特别安排我班同学宋国定全程陪护。在宋国定的细心照顾下，国庆节后我终于康复出院，回到曲村工地。

在曲村工地上，李老师和刘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发现、辨别与清理墓葬。我清理墓葬的田野技术，就是在曲村打的底子。

李老师和刘老师不仅负责曲村工地发掘的全面工作，还操心我们考古队三四十号人的生活问题，甚至还管买菜。有一天，李老师叫我：“何驽，走，我们去街上买菜去！”我说：“不是，买菜您带我干什么？”我很不解，我作为一个考古专业学生，把田野做好了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跟着您去买菜呀？李老师微笑道：“你将来要当考古队长的，这些事你都要管的。”我还是不理解：考古队长干什么要去买菜？后来工作了，自己当了考古队长、领队，才发现考古队长、领队就是全面管理，发掘得管，买菜也得管，这是一个基本训练。但在当时，我只感觉到李老师对我比较重视，本科毕业前决定报考李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1985年年初，我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接着就全力攻关本科学位论文，选题是《殷墟西区小墓的分期》，论文指导与评判老师是李伯谦老师和邹衡先生。李老师和邹先生对我学士论文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我深知这篇习作只能算是全面系统的考古论文写作训练而已，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与李伯谦老师的交往真正进入佳境。当时我的导师挂名邹衡和李伯谦两位先生，实际上是李老师带我。我与沈勇，实际上算是李伯谦老师的“开门弟子”。

李老师教育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授之以渔，不仅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我们独立思考，尤其要有创见。他给我们开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讨论课，氛围很自由，鼓励大家发表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讨论课上，李老师经常说：“你们把何驽当成靶子，让他先说，他说完之后你们去批他。”这情形，在讨论课上是常态。对垒辩论的双方都要做功课，都要动脑子。说实话，课上被同学批，我有时候面子会有点挂不住，但是这样的辩论的确能启发学生的创见，我们这些弟子受益匪浅。当年讨论的最重要的几个话题，包括文化因素分析法、民族考古学、考古研究与历史的关系等。当时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理论刚刚进入国内考古学界，我们这些学生非常热衷于讨论这些话题。李老师紧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潮流，也带我们讨论这些很前沿的问题。这些讨论，让我们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也促进了我们的独立思考，我硕士毕业没两年就发表了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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