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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师傅叫什么(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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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课余，李老师对我们几个弟子的生活也多有关心。有一年的中秋节，李老师把我们几位研究生请到北大畅春园教工公寓他的家中，师母做了一大桌子菜，师生同欢，甚是温馨！我当时便想，今后如果我也带研究生，也要像李老师这样，在过节时请学生到家中吃饭，让家在外地的学生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李伯谦著《从古国到王国——中国早期文明历程散论》

李老师“最后一班”博士生

李伯谦老师除了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之外，更关心我未来在学术道路上的长久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李老师就开始谋划构建中国青铜时代时空与文化结构体系。得知我对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感兴趣，1986年秋季，他安排我到湖北荆州博物馆实习，参加江陵荆南寺商周遗址的发掘与整理，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准备第一手资料。其间，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包括画器物图，我都独立完成，这使我对荆南寺类型的分期与文化面貌有了自己的看法，硕士学位论文内容落实了一半，同时也让我迈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探索长江中游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谱系。

1987年春季，李伯谦老师让我带领本科班的一个实习小组，与荆州博物馆的王宏先生一起发掘湖北江陵梅槐桥两周遗址。作为研究生，独立带队发掘遗址，这一锻炼环节，对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考古领队、队长，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老师还特意让我独立完成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我当时作为学生，还不太理解，这个简报谁写不行呢？后来我才明白李老师培养我的用心良苦。梅花桥遗址的发掘简报包括绘图，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对我是极为重要的训练。这篇发掘简报于1991年发表在《考古》上。通过这些挖掘实践和学术训练，我后来顺利拿到了考古领队资格。

李伯谦老师还利用各种机会，帮我提升学术水平。他的重要论文《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即将在《文物》上发表（刊发于1986年6期），他将这篇论文的校样交给我校对。校对是学者发表论文的基本功之一，但这是我第一次校对，啥都不会。李老师便手把手教我如何用红笔标注各种校对符号。

1987年夏初，李伯谦老师带我从荆州出发，经宜昌取水道乘船经三峡到重庆，一路参观，最后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参加学术讨论会。我不仅见识了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的震撼，还认识了苏秉琦、童恩正、童明康、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一大批重量级的考古前辈，聆听了各路考古学家激情四射、火花四溅的学术讨论，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李伯谦老师不仅关心我学术生涯的发展方向，还操心我的终身大事。通过1986年、1987年两次荆州博物馆实习，我有意硕士毕业后到荆州博物馆工作，致力于江汉平原夏商周文化谱系与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时任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先生，几番确认我的这个意向后，让馆里的同事牵线，给我介绍了一位女朋友。1987年夏初，李老师来荆州视察梅槐桥实习工地，约我把这位女友带到荆州古城墙东墙顶上，同我们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随后李老师对我表示，这个女孩可以交往下去。李老师这是在帮我“把关”。李老师看人很准，这个荆州女孩后来成为我的夫人，全力支持我的考古事业，直到今天。

1988年，北大考古系硕士毕业后，我如愿分配到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跟随王宏一头扎进荆南寺遗址的发掘，乐此不疲。邹衡先生和李伯谦老师都催我按照论文答辩会上的专家意见抓紧修改硕士论文，尽快发表。当时我满心都是荆南寺遗址的发掘，对硕士论文的修改比较敷衍。我寄回北大的修改稿被退回，封面上贴着一张邹衡先生手书字条：“考古学者应该像看待自己的眼睛一样看待自己的论文！”我见到邹先生的字条极为惶恐，可是该怎么改？一时又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李老师写信，除了认错之外，主要是请教如何修改。李老师随后与我多次书信往来，除了宽慰我外，更多的是悉心启发、点拨我修改思路。几经打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最终达到发表水平，也得到邹衡先生的认可，于1994年以《荆南寺夏商时期遗存分析》为题发表在北大考古系编辑的《考古学研究（二）》。

1998年，我决意报考李伯谦老师的博士生，回北大深造。博士生入学考试后，李老师欣喜地告诉我，专业课成绩考得很好，回家等好消息吧！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英语考砸了。李老师非常遗憾，鼓励我次年再考，主攻英语。经过一年备考，1999年北大博士入学考试，我的英语成绩离合格线差4分。好在差得不多，考古文博学院认为专业成绩优秀，给学校打了申请破格录取的报告，被批准了。于是，我又重回北大，做了李老师的“最后一班”博士生。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不久，李伯谦老师便与我商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叫《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我向李老师提出，我不想读满三年，想提前一年毕业，李老师表示同意。这意味着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提前一年完成。所以，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年初，我的论文写得很辛苦。我想在完成论文的70%时进行预答辩，这在当年是合规的，便与李老师商量，他断然回绝：“不行！必须百分之百完成！否则你别想提前毕业！”这一句话就把我逼到死角，只得焚膏继晷，终于按期提前一年把这篇学位论文完成了，顺利通过正式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外，2000年读博期间，张江凯老师正带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团队对香港屯门扫管笏两周遗址进行发掘与整理，李伯谦老师让我与张弛、雷兴山、魏峻、陈洪海一道参加。这让我对岭南特别是香港地区的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生业特征、沙丘聚落形态有了切身了解，对香港考古行业体制有了切实的认识。

2001年我博士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我向李老师表示，想留在北京工作。李老师便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刘庆柱先生和副所长王巍先生都表示欢迎。

数年后，当我在陶寺遗址做出点突破后，王巍所长向我透露，当年李伯谦先生向他推荐我的时候特别嘱咐，何驽的特点是敢于思考，有些“天马行空”，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希望所领导尽量不要加以限制。我想，这是因为李老师秉持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便肯定了这种做法，我一直非常遵从。而我则向前更进一步：不怕乱想，就怕不想；如果乱想，还有50%的可能性，要是不想，百分之百没有可能性。王巍所长答应了李老师的要求，也在实际中做到了，但是他也时不时地提醒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再加一句，‘谨慎发表’。”正是有了这种发散性的研究思路，在刘庆柱、王巍、陈星灿几任所长的理解、包容与支持下，我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做出了些成绩。

李伯谦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虚怀若谷，低调做人

李伯谦老师的为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谦虚平和，虚怀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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