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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李秀林哲学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李秀林哲学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李秀林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上。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必须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注重经济分析。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他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哲学研究的客体，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对它进行分析、论证、概括和总结，进而借助同其他各门科学的密切配合，探索其未来的发展，以此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

在李秀林看来，哲学思考的首要要求，是反映时代及其精神。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有二：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时代潮流。哲学的另一特点和要求，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整体把握。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来把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作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结构来把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来把握。不难看出，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种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缜密剖析。

尽管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不少人仍未准确把握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一书中，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了准确的哲学规定。现代是现代人历史的活动和现代人活动的历史。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这种时代的性质或属性，即现代性。这种规定性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与传统社会、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现代化就是指社会或人的现代特性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这些理解，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启示。

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还从多个向度概括和描绘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从经济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从交往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从环境向度看，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从活动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之时，能够提出至今仍富有科学性与适用性的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论述既在总体的层面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和途径，又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维度，具体深入地考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秀林当时已然从逻辑的视角思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逻辑，或者说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升至逻辑的层面予以考察。受毛泽东同志所言“革命的逻辑”启发，他提出“建设的逻辑”概念，并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既包括客观规律及其系统，也包括思维（认识）规律及其系统。这是对作为“必然性”的逻辑的正确揭示，规律构成逻辑的最高层次。它对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和研究诸“逻辑”问题亦有启示意义。

李秀林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索敏锐而深邃。他指出，我国的改革也是一场人的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深入的社会革命不同时是人的革命。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直接涉及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诸领域，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变化。而社会存在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体的存在状态，它的各个领域都是人的生存或活动的领域，因而人的变化与社会变革必然同步发生和实现。而且，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要实现社会变革，人自身也要实现变革。这一思想十分深刻。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们的社会（性）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社会的变化与革命必然同时意味着人及其生活的变化与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哲学既是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主体，又是通过现代化建设而被认识的“客体”。之所以对哲学和它的客体的关系作如此理解，目的是使哲学更深刻地从本质上反映现实，进而更有效地反作用于现实，引领现实的发展。现代化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最科学的思想，它本质上是现代化的哲学，因而也需要随着不断变革的现代化进程而变革。这种需要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和批判的、创造性的本质使然。这些观点提示我们，既迫切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展开研究，引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科学探寻

哲学不仅为专家所爱，而且为大众所需。李秀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教学和研究真正构成李秀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两翼。他把教学同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研究中教学，于教学中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编写教材等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生产上百废待兴，在精神文化上亦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与传播迫切需要优秀教材。教材不仅被用于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教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表征着新中国哲学思想与理论智慧的总体水准，影响着人民群众认识乃至改造世界的观念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秀林清晰认识到哲学原理教材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60年，他就参与编写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61年，他又参与编写了艾思奇担任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79年以后，他又同萧前、汪永祥一起主编了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特别是由他与王于、李淮春一起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于1982年正式出版，并多次再版，累计发行了一千多万册。这些教材在保持理论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在吸收新观点、补充新材料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较之以往推进了对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被广泛用于高校哲学教学和干部理论教育，影响非常之大，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而为了在短时间内编成这几部堪称“范本”与“经典”的教材，他殚精竭虑，几乎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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