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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的意思(赵修义：做哲学的基本功就是要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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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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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史教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闵行校区举行。哲学系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赵修义先生，为新生带来一场主题为“哲学与我”的讲座。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赵修义教授的演讲全文。

系领导要我来讲讲如何看待我们这个专业。我年纪大了，新知识新情况了解很少。孤陋寡闻，只能讲点老话。

我是195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的。那个时候全国高校只有一个有哲学系。院系调整把其它学校的所有哲学系都取消了，教师都集中在北大，请苏联专家上课，改造思想。1956年开始在几所大学，如人大、武大、复旦、中大、东北人大（后来改名为吉林大学），好像还有南开，增设了哲学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

我考大学的时候，哲学还很少为人所知。我自己选择也是非常盲目的，仅仅是因为色盲，许多专业不能考。看到招生指南上说，学哲学既要学自然科学，又要学社会科学，就报名了。邻居听说我去读哲学，十分惊讶，问我妈：“这孩子怎么会想去做算命先生啊？”那时南京路上，算命先生挂的幡上写的就是“哲学家”三个字。可见当时做哲学的凤毛麟角，社会上也不了解。

后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哲学一下子普及开了。这是借助于意识形态批判得以实现的，从批判胡风、胡适开始，一直到批判彭德怀。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重点之一。1960年代，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大讨论，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还有，1958年有过一个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文革”期间，全民批判先验论，等等。总之，哲学很热，处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沿。哲学被大力普及，中学也开哲学课，我就参加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学教科书的编写。

“文革”结束后，还有一阵余热。先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由此引发了认识论热、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辩，然后就转向了文化热。市场改革启动之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经济学帝国主义盛行（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哲学边缘化。哲学逐步从意识形态冲突的中心淡出，开始迈向专业化。

专业化的哲学，近代以来就存在。冯契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做过专门的梳理。1949年之后，这批专业哲学家，留在大陆的大都忙于重新学习，忙于思想改造。有的转变为哲学史家，有的变为翻译家。我的老师辈许多学人就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大都垂垂老矣。但还有几位努力恢复专业哲学家的身份，构建了自己独到的哲学体系。改革开放之前，哲学专业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外哲学史。尽管当时的工作受到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严重束缚，但是在资料的积累、翻译、编译等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为后学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北大编的外国哲学的几本资料就哺育了几代学者。其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有不少成就的。那个时候奠定的二级学科分类，就是以马中西为基干。这好像是冯定同志提出来的，叫一体两翼，一体是马哲，两翼是西哲和中哲。就西方哲学来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角度，主要研究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的对立，以及法国唯物论和德国古典哲学。按照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权威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唯物论的反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界开始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发现其中对黑格尔哲学有很高的评价。于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康德始终没有多少地位。现当代西方哲学是被彻底否定的，只是作为反面材料，编译了一部分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的专业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基地上起步的。第一步，就是破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尽管1957年初在短暂的百家争鸣时，贺麟、冯友兰、陈修斋等勇敢地提出挑战，但很快就被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帽子。1978年在实践标准讨论召开前夕，哲学界就在外国哲学史芜湖会议上自己动手，打破了这个紧箍咒，并为主管部门所认可。后来又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开禁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也得以展开。

专业化研究，就要学科分类，建立学位点。当时编制学位目录比较仓促，一体两翼的痕迹很深。仔细想来，其实缺乏逻辑性。40年了，始终没有调整。所以，要求搞哲学的人学贯中西就很难了。

华东师大哲学专业，成立于1978-79年，与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同时设立，当时还归属于政治教育系。独立成系，是在1986年，既可以说生逢其时也可以说生不逢时。生逢其时是因为过了这个时间，也许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成立哲学系。生不逢时是指，“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举步维艰。哲学系能够坚持下来，发展到今天，在哲学界有一席之地，关键是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有自己的坚持，至少我们没有放弃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取向。冯契先生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智慧说——广义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我们系的镇馆之宝。现在哲学系有很多，但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哲学传统和哲学体系的好像并不多。这是我们必须珍惜的家当。新康德主义者曾经说过，理解康德才能超过康德，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理解冯契才能超越冯契。我们要回答当今时代遇到的新问题，使得哲学保持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可贵品质，而不至于在重视专业和技术的同时，不小心陷入专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之中。

下面我谈谈专业和职业，即当前的专业学习和和未来的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因为好好学习是学生的任务，将来的职业、工作，由组织上分配。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分配的准备，如此而已。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取消毕业分配，改为自由择业为止。现在学生有了选择的自由，但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自由至少是给自己出了难题，所以才会出现逃避自由的现象。

刚刚入学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有些同学也许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已经有所考虑。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会逐步浮现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怎么理解时间？一种向度是，过去、现在、将来。另一种向度是将来、现在、过去。后者强调人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动物。对未来的追求，决定了你现在做什么，学什么。萨特讲的就是这种主观意识中的时间。简言之，将来选择什么职业，或者说，你的职业规划，对你如何学习必有影响。当然，规划也是可变的。

从以往的是的情况来看，哲学系毕业生以哲学为业的，做哲学教师或从事哲学研究的，占比很小。因为社会没有那么大的需要。77届有个校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到哈佛大学又拿了一个博士。毕业时到美国一所很不起眼的州立大学去申请工作岗位，申请的人有200多，他好不容易才拿到了这个机会。这所学校我去过，很小。中国可能好一些，但是要到哲学系，谋一个职位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系友的职业分布的面很广。不少学生毕业后改学了其他专业，如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地理学（河口海岸）和体育学。说到职业，我们的毕业生做律师，做新闻传媒，出版社编辑的都有，还有做管理人员的，做企业家的等等。以后你们会听到校友们讲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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