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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凉国(浅析五代十国时期西凉文化在河西走廊文化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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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浅析五代十国时期西凉文化在河西走廊文化上的历史意义

原创 2017-05-09 梁永斌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走廊伸入我国大陆腹地，夹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我国典型的西北内陆干旱气候区。得益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润，走廊内发育了片片肥沃的绿洲。而戈壁、草原、绿洲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入居、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从东西方向来看，南北走向的大黄山(焉耆山)、黑山又将走廊自东而西分割成以武威、张掖、敦煌绿洲为中心的东、中、西三个既相独立又相联系的地理单元，这种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为河西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地域条件。如五凉时期的南凉、西凉、北凉就是以武威绿洲、敦煌绿洲、张掖绿洲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唐末五代时期，河西走廊甚至出现了肃州龙家、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政权和凉州蕃汉联合政权等多个民族地域联合体。历史时期河西地域分分合合，统治民族代有更替，促使河西文化不断地发生分异与重组。河西走廊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入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河西”文化情结，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族就是如此。当中原汉王朝占有河西走廊之后，原居于此地的各民族或部落却难以释怀，《汉书·赵充国传》就记载：“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1]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迫而迁徙中亚的大月氏，到唐时，其后裔依然跨山越水奔赴河西走廊，言其为“归故地”。表明河西情结已成为历史时期生息于兹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遗传“基因”。鲜卑、吐谷浑、回鹘、党项、吐蕃、蒙古、回回等族自不用说，就是入居于斯的汉人，无论或罪或谪，或官或戍，数世之后，亦称自己为“河西土著”。这种不同民族共同的乡土意识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趋于一致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与整合的内在推动力。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河西走廊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由走廊西出与东进即进入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区域，南下北上分别穿越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河西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继进入河西走廊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入居及其生存空间的交互占用，使河西走廊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在河西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变为区域文化传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作如下简要概括：由于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多民族文化处于长期变动之中，文化杂糅与整合过程持续发生，促使原来性质不一的河西地域文化趋于均匀与一致，并为新的民族文化的进入以及更高层次上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奠定了基础。从河西走廊区域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空间移动、行政建制的地域扩展、经济差异的内在需求，是河西文化整合—分化—重组—整合的主要推动力。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过程，在驱使不同民族文化向异质化转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河西走廊文化趋于以汉文化为主导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今天河西走廊多元而统一的文化形态，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结果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2]

在河西历史上，诸多民族创造的众多绚丽灿烂的经济文化中，其中五代十国时期的西凉文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文化承袭了自汉代以来中原文化与当地游牧文化的融合文化，又在广泛吸收西域文化因素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绿洲文化。为河西多元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凉国（公元400——公元421）十六国之一。汉族李暠所建。都酒泉（今属甘肃）。盛时有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后凉主吕光时，段业于397年在张掖自称凉州牧、建康公，李暠为效谷县令，迁敦煌太守。400年，暠据敦煌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设官建号，发兵攻下玉门以西诸城，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401年，沮渠蒙逊攻杀段业，建北凉。暠常对北凉作战。405年暠迁都酒泉，并徙胡、汉各族2.3万户于酒泉一带，以汉人1万户侨置会稽、广夏二郡，余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北凉沮渠蒙逊每年进攻，西凉力不能敌，故与其通和立盟。暠安抚境内，敦劝稼穑，但北凉背盟进攻，暠不得不迎战。417年暠病死，子李歆继位，继续对北凉作战。420年歆闻沮渠蒙逊南伐西秦，率军3万往攻北凉都城张掖，途中为蒙逊所败；蒙逊杀李歆，进占酒泉。同年九月，歆弟李恂据敦煌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421年三月蒙逊攻破敦煌，恂自杀，西凉国灭亡。

西凉国建立后，国主李暠实行了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为稳定政权、争取人民拥戴、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创造了条件。在军事上，西凉国认真权衡利弊，“深慎兵战，保境安民，俟时而动”，通过和、战两手的政策，确保了境内和平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坚持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宽简、赏罚有信的政策取向，招贤纳士，倾听群臣意见；重视人口发展，注意安定民心；尊老爱幼，倡导良好社会风尚。在农业上，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取消苛刑酷刑，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定都酒泉后，修整完善了城垣防御设施，新建了酒泉宫、恭德殿。在文化上，积极吸纳儒家知识分子，施予很高礼遇，大加重用，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要隘，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一度成为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著名的凉州词(曲)、西凉乐、西凉伎都曾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在保存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播西域文化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魏晋以来，黄河流域因受灾荒、战乱以及豪强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影响，商贸经济衰落，货币往往弃置不用。民间的交换都是以物易物，自然经济的色彩极为浓厚。这一情况，河西地区也不例外，当时是以布帛代替货币。为了交易，人们常将一匹布截为长短不同的数段。这种方法不但不利于交换，而且损坏了纺织品，以至“不敷衣用”。到了前凉（公元314—376年），张轨采纳太府参军索辅“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3]的建议，下令铸造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兴，人赖其利”[4]。货币经济的发达，无疑是以商业生活为前提的。至张骏经略西域以后，“丝绸之路”西段畅通，许多西域政权派使臣向前凉贡献汗血马、火浣布、孔雀、巨象等珍异物种，河西成为各国商人云集的地方。后凉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珍珠帘、琉璃溘、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5]。河西走廊各地都设有商市进行贸易活动，并置官吏加以管理，如前凉张骏时就有“市长谭详”的官职。较大的城市中一个市场尚不敷所需，酒泉便有“东市”、“西市”，以利交易。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不仅使中原货币大量流入河西，而且使西域以及其他小国的铸币也在河西一带流通。《隋书·食货志》记载：“后周之初，尚用魏钱。……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6]事实上，不仅在南北朝期间，早在五凉时期西域各国的金银货币就能在河西走廊流通，反映了当时商贸活动的频繁。继承、保存了中原的文物典章，而且充分借鉴、吸收了西域外来文化的新成分。在这方面，西来佛教的影响尤为显著。《魏书·释老志》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7]北至内蒙古高原、南至青藏高原、西至西域、东至关陇的河西走廊，是“文化运河”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汇集了不同系统的地域文化，使其文化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这一文化，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富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及至隋朝统一中国后，西凉文化作为重要的地域文化，汇入了隋唐盛世统一的文化之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继续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正如陈寅恪所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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