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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b装(一场撕掉“职校生”标签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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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舞台上，谭玉兰回到更孩子气的自己。他喜欢看日本动漫，便模仿特摄剧《侍战队真剑者》中的“居合斩”造型出场。他慢慢地迈着步子，绕场一周，环视左右，“随时准备迎战”。他对不在场的父亲说：“爸，我想去做公益。”扮演父亲的演员周末回应：“别老干有的没的，万一是传销组织呢？”

坐在台下的社工子津联想起谭玉兰进入工作坊时的样子。那时，他走路的速度总比其他演员快一大截，在行走速度训练中显得“失控”。但在7月15日的舞台上，谭玉兰控制住了节奏，身体多了一份韧性。

谭玉兰在舞台上进行单人表演。受访者供图

读职校是怎样一种体验？

戏剧快要结尾时，丁一突然起身走向观众。他看向第一排的中年男士，问：“你会去职校读书吗？你会当一名工人吗？”对方措手不及，回答：“不愿意。”听到否定答案后，丁一没再追问。

剧场里坐满了对“职校生”话题感兴趣的观众，按照组织方设想，希望通过这场戏把“职校生”从标签变成议题，抛向观众。吴文与丁一讨论，要直接地问观众“你愿意读职校吗？”就像是做采访，真诚发问。倘若对方回答“愿意”，就追问“你想读什么专业？”这样做不是要冒犯观众，而是为了让大家共同思考“在当下，工人与职校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演员谢幕后，有观众抛回了即时反馈。一个长发扎成辫子的男性观众举手提问：自己去过贵州调研，发现当地职业学校中的很多女生在16、17岁辍学，去浙江纺织厂、广东电子厂打工，随后认识同乡青年，回家乡结婚生子。他好奇：在职校里，有何种婚恋观念，具体情况如何？

全场沉默几秒。吴文拿起话筒问：“你主要想了解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有很强的预设在里面。”坐在舞台上的丁一观察着，看到对方一面抖腿一面辩解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广州这和我调研的那地方是否一样。”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在场的观众沉默几秒，氛围显得尴尬。一位女孩拿过话筒：“那我来说一下吧”。她介绍自己曾是一名职校学生，“我们班60个女生读学前教育，现在有4位当妈妈，这个比例还好。”

两支话筒在观众席中传递着。一位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女士说：“二十几年前我也是职校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职校走到金融行业。我想告诉孩子们，外面怎么看我们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怎么认为才最重要。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也不会对你有更大的希望。希望你们做最好的自己。”台上的演员鼓掌表示感谢，当丁一还在打腹稿想发言时，吴文问女士：您是什么时候读的职校？

对方回答：1992年。吴文解释，在工作坊期间，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他了解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读中专意味着毕业后找到相对不错的工作，还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在今天，读职校的所得与当年截然不同。

另一位观众诚恳地对台上演员说：“不管是（进厂打工还是）坐办公室也好，本质上非常流水线，我被工作折磨得痛苦，但来到剧场，自己又被点燃了。可能在未来，还会面对很重复很枯燥的工作，但是总有一个点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今天这个点就是你们。”

一位从14岁起离开家进厂打工的观众回应：工地的工资可能有八九千，外卖员骑手一个月七八千，办公室里面可能六七千，但没有人主动选择去工地工作。即使看起来大家的工作都是流水线，但工作与工作之间存在真实的差异。

“演后谈”环节是个重头戏。这不是吴文第一次和观众一起讨论。2014年到2016年，他曾跟随上海的民间剧团“草台班”全国巡演，那时的演后谈环节甚至耗时更长，观众的思维也更发散：有人提到即使在高校实验室里做科研，也会枯燥得像流水线；有人讨论是不是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加人性化；有人提出小时候应该刻苦读书，长大后才不会吃苦，又被其他观众反驳。吴文记得，气氛是开放的、热烈的，大家都讲出真心话，听到彼此的心声。他认为，这些都是剧场表演的延伸。

演出过程中，演员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蹦迪。受访者供图

在多数演员看来，观众们在争论什么不那么重要。他们更在意是否听到温暖的肯定。所有人都记得，那位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女孩连续看了两天表演，激动地说：“在场所有的同学，读职校的人也很棒。”她坦言，自己从小受到严重打击和冷落，从职校毕业后不停换工作去证明自己、寻找热爱的事业。前段时间，自己开始研究原生家庭问题，“突然就悟了，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女孩夸刘沐鑫：“弹吉他很有气质”。刘沐鑫说，自己回家后哭了二十分钟，因为很少听到称赞，隐隐约约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

有位中年男士在剧场里反思：在自己的女儿读初三时，希望选择职业学校。但他担心子女读职校让自己没有面子，便坚持送女儿补习、冲刺中考，最后如愿。可是，如今的女儿已经开始厌学。他看过同学们的心里话之后，想到，是否自己当年对女儿太不尊重？那些关于“职校生”的坏标签，是否也通过自己的反复“教育”，在女儿心中扎根？

这些话似乎安慰到坐在台上的谭玉兰。谈到这位父亲，谭玉兰说他开始去理解在教育问题面前，父母心中的强烈焦虑。

除了激发讨论和分享，一半以上观众表达了共情。一位观众有些哽咽：“听到你们讲述校园霸凌，我很难受。也很好奇，当同学们对着我们这一群陌生人讲述这段记忆时，你们是怎样的心态？你们想表达什么？”

谭玉兰坐在舞台最右侧，最先拿起话筒答道：“说句不好听的，泪流多了就干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自己所遭受的那些黑暗，向上走，寻找自己的那一片星空。”

像是铿锵的宣告，他给自己指明了星空所在的位置——明年毕业以后，自己将会骑着单车旅行两年、进入私企工作。同时，在工作之余准备自考历史系本科。如果攒够了钱，就去摩尔曼斯克看极光。

演出后第五天，谭玉兰开始了暑假里的另一“重头戏”。像大部分高职学生一样，他到一家公司做实习生，拿实习证明。工作是流水线，每天工作八小时，给电线贴膜、装配零件。公司是一栋白色大楼，一架大号电风扇装在天花板上。

回归现实生活，再问他现在怎么看待那些误解职校生的标签，短暂从工作里抽离出来的他回复：“千人千面，总有人看你不顺眼，看不起你，真没啥好在意的。把这些时间用在弹琴读诗喝茶游山玩水不好吗？”

（除子津、扶雨、蒋莉萍外，吴文、王一塔及所有学生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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