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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代表作(郑振铎的红楼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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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五四期间，郑振铎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干事，是学生集会宣传鼓动的活跃分子。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生王世瑛，福州人。也是学生运动的的积极分子，在福建学生集会上，郑振铎和王世瑛先后登台演说。他们相识了。郑振铎常到学校找王世瑛，不久向她直白爱慕之情，并望订终身之约。王的父母不予认可，迫使二人分手。炽热的初恋，冰冷的结局。他写下了《枫叶》等诗篇，抒发内心的痛楚。他回忆说“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他没有为失去爱情而失去理智。愁云散去，满目阳光，蓝天无际。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第二年，他在神州女中兼课。一位文静的女学生，闯进他的心扉。长乐人，高君箴，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郑振铎托族祖郑贞文(心南)去提亲。高梦旦本就赏识他，来人做媒，父女欣然。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他们厮守一生。

1919年，北洋政府倡议印行《四库全书》，由内务府主管朱启钤督办，并委派叶恭绰主领其事。叶恭绰安排朱启钤与陶湘、张元济展开磋商，商议印书事宜。按叶恭绰制定的印书计划，主张原样影印，印行100部，并拨款30万。由于北洋政府难以筹措足够费用，此次筹印的努力终付东流。

1953年，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问及先印什么，郑振铎答曰戏曲。编委会成员还有赵万里、傅惜华、吴晓铃等（舒序本《红楼梦》拥有人）。初集1954年2月出版，12大函120册；二集1955年7月出版，12大函120册；三集1957年2月出版，12大函120册；四集1957年10月编好，因政治原因生前未见出版。1958年10月16日为四集写的序言成为其绝笔之作。

郑振铎收书

有资料记载：郑振铎深感势单力薄，于是他找到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多次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痛陈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

1940年1月1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抵沪，与郑振铎等人取得联系，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专事上海一带的古籍文献收购，其经费取自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费用，书归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郑振铎还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由张寿镛、何炳松保管经费，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郑振铎负责对外联络等事宜。张元济由于年事已高，则不方便参与具体工作。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上海全部沦陷之前，文献保存同志会先后收购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善本古籍，数量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依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上海抢救出来的。

后来，郑振铎在一篇文章《求书日录》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用公家拨给的百万元经费，收购大量珍贵典籍。其中“善本”有四千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几十年入藏善本书的总数。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几乎都是当年郑振铎他们收购来的。


郑振铎和列宁格勒、列藏本《红楼梦》

郑振铎拥有郑藏本《红楼梦》，1957年访问过列宁格勒，和列藏本《红楼梦》1957年近距离接触过，可能是中国第一人吧。列藏本《红楼梦》衬纸有“吴正裕号”图章印文。郑振铎所藏《琵琶行》有陈万里跋文用纸也是“吴正裕号”。郑藏本《红楼梦》，和列藏本《红楼梦》最为相似，回目双行并列，完全一样，“红檀”一词错误，完全一样。

列藏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据说此本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由随旧俄宗教使团来华的大学生库尔梁采夫所带到俄罗斯去的。1962年春（李福清自己说1963年），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发现了这部《红楼梦》抄本。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郑尔康（1937-2012），郑振铎先生的儿子，出生于上海。曾参加中国空军某部留苏预备班，在苏联列宁格勒空军学校学习战机驾驶，后因伤退伍，时任少校军衔。他后来转到文化部门工作。

根据海军资料记载，1951年～1953年选派苏联留学回国后，6月11日，学员们乘火车离开了北京，经过两天三夜，于14日早上7时到达满洲里车站，办理了出境手续后，火车进入了苏联国境内奥特堡车站。此后的7天行程，途经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到达莫斯科，稍事停留后，于22日抵达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由于目前缺乏相关资料，不知道郑振铎先生之子郑尔康在列宁格勒具体情况，有待考证。

1957,郑振铎出国讲学三个月，包括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到过列藏本《红楼梦》列宁格勒东方所。并送书给有关单位。巴金在《怀念振铎》一文中说：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1958年）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还有个题外话，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1951-1956年留学苏联，他回忆，曾留学苏联的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 就曾经娶了个苏联的媳妇儿。 后来回国，中苏关系交恶，这段婚姻后来也 成了一段悲剧。列藏本《红楼梦》有“洪”字，是不是中国留学生或者他们的朋友留下的？看来还有待继续考证。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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