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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代表作(郑振铎的红楼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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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张贻文撰文说，抗战初，父亲为了协助郑先生在沦陷区抢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将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种1611册，明清历代历书200多部都转售于中央图书馆。并从中协调，动员其大伯（藏书家张芹伯）将上千本“芹圃善本藏书”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1947年，郑先生把父亲收藏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并为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前面提到，赵万里是庚辰本《红楼梦》收购经手人）。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设文物局，郑振铎出任局长。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约见张葱玉，邀张葱玉赴北京任职于国家文物局。张葱玉1950年5月19日写信说：……今天早晨七时余抵京。郑先生和赵先生（即赵万里先生）都亲自来接的。下车后即到赵家，即住在他那里，地名是“北官场胡同八号”。不过麻烦他家很不好意思。中午郑先生请在中央公园里今雨轩吃饭，中央公园的柏树长得真好。


1946年，赵万里撰成《〈程氏墨苑〉杂考》，刊于《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据了解，传世的彩印本《程氏墨苑》极为罕见，赵万里考订所用底本为王氏（王孝慈）藏本，当时已入藏北京图书馆；而陶氏（陶湘）藏本则在郑振铎处。郑先生曾感慨称：“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

这个陶湘生于1871，1940去世。他一生省吃俭用，倾其全部积蓄，藏书30万卷，并以一己之力校勘、刻印古籍约250种，被誉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所收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主，藏书处名“涉园”。尤嗜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

有关专家考证，民国十五年（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9位著名学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3岁，陶湘谢职家居，致力纂述工作。陶湘于1889年19岁时始购殿版书，常与有共同爱好的兄弟共同展卷摩挲，享受其中之乐趣。

又所刻木板，亦费五、六万，……仿古木板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适逢世变而中缀。……倘事平之后，如尚能继续进行，则有两万元以上之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全国解放以后，按照陶湘“公藏世守”之遗愿，由其长子牵头，众弟兄签名、盖章同意，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介绍与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联系，将存于天津交通银行的藏书和40箱书版捐献国家。


据记载，郑先生是怎样得到《程氏墨苑》的呢？今天看来是一段奇缘。民国时期天津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陶湘（1870-1939年，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藏书多达30万卷。并以刻书最精著名于世。他民国初年赴京，民国十一年（1922年）迁居天津。晚年由天津移居上海。1929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专门鉴定殿本书。1932年退职家居后，致力于纂述工作。1934年担当故宫图书馆编订之任，编纂殿版书库存目。其时郑振铎因收集版图，乃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当他从友人徐森玉那里得知陶湘藏有彩印《程氏墨苑》一书后，便亲自赴津造访陶公。《程氏墨苑》果真是“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板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西谛书话》）。于是，他竟日披阅，录目而归。并不敢作购藏之想，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借印。日本侵华后，陶不受利诱，拒绝为日伪做事。但由于生活窘迫开始出售藏书。郑先生得知后曾对陶说，别的书都可以出售，唯独彩色《程氏墨苑》等艺术珍籍不应该出售，因为这类书籍无论在木刻史上还是在美术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不料，陶从天津迁居上海后继续售书解窘，藏书几乎散尽。郑先生惟恐《程氏墨苑》被售，便托朋友到陶处询问该书的下落，《程氏墨苑》居然还在。于是凑足仅有的钱，将《墨苑》等书购得。劫难之中得到彩印本《墨苑》，真可谓难得之奇遇！郑先生感慨道：“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此话发之肺腑，难怪购书当日，郑振铎先生邀集好友数人，将彩本《程氏墨苑》展卷摩挲直至深夜。他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郑先生爱宝之心、护宝之举昭然若揭。其后，又拿彩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勘，深感先声夺人，非它莫属。一段奇缘呈一段佳话也。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将其藏书悉数捐献国家，《程氏墨苑》现落户国家图书馆。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载《文献》1990年第1期）一文最后也谈到了陶湘售书一事，“陶湘晚年奇窘，为生活所迫，‘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凋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佳日楼集跋》）

陈林撰文说，“（胡适）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如前所论，陶洙就是亲笔伪造「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等各种「脂砚斋评本」的造假者。陶湘是陶洙的亲哥，董康跟陶洙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三人数十年在一起刻书和共事，陶湘和董康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陶洙长期造假售假的事实”。

“陶湘晚年家境窘迫，珍藏逐渐散去。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正在北京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活动，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仅以时价三万元，从陶湘处购得汉籍善本五百七十四种，凡二万七千九百三十九册。原“涉园”所藏“丛书”，几乎尽被囊括，其中有宋刊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儒学警悟》，此两部书，可谓中国丛书的鼻祖。”（第307页。）

仓石买了一部“程乙本”《红楼梦》，学界称为“仓石本”，现亦归藏“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仓石何时购入这部“程乙本”，暂不可知，但他一定是从陶湘、陶洙或董康手中购入，因为“程乙本”正是陶氏兄弟伙同董康伪造的刊本假古籍（理据后文详述）。

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

后来，郑振铎1921年5月，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成了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妻子高君箴从小在上海长大，曾入上海神州女校读书，因接受新式教育，思想进步开朗，也喜好文学。两人于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婚礼，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在事业上也有共同的语言，两人还合译《天鹅》一书，全书收入世界各国童话34篇，其中9篇即是高君箴的译稿。而郑振铎一生的活动，也都得到了高君箴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郑小箴，生于1927年，儿子郑尔康则生于1937年，他们缔造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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