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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属什么生肖(聂耳的音乐人生与回响)
音乐,玉溪,大众85年属什么生肖(聂耳的音乐人生与回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33年1月初，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聂耳逆流而上，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从此，聂耳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用他的笔做刀枪，用他的歌做炮火，去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
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聂耳在日记中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醒悟后的聂耳开始从人民大众中寻求出路。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因此，他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1985年，在为聂耳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爱唱聂耳歌曲的青年女工，此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集合起来，在音乐会上深情地演唱了《新女性》。
孟波清晰记得，上海杨树浦的一批纱厂女工含着热泪对他说：“聂耳先生是中国第一个为我们工人写歌的人啊！他的《新女性》《码头工人》等，不是可怜我们或者仅仅是同情我们，而是在诉说我们工人痛苦生活的同时，唱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志气。”
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聂耳曾多次于繁星满天、寒霜遍地的秋夜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为了深刻反映工厂的生活和妇女在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受的苦痛，除了谱曲、配乐，聂耳还招募了一群女青年，成立了“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钢琴伴奏。
从摄影棚传出来的歌声，和谐、明快、有力，有着美好的音色和动人的旋律。前来拜访聂耳的蔡楚生却很快就忘了那是歌声，“而觉得那是‘人’的呼声；并被引进了现实生活的场景与斗争的场景。我看到了在晨光朦胧、街灯暗淡的街头，许多被剥削、被践踏而失血的女工们正在匆匆赶路的情景；我听到了工厂中机器的轰鸣，看到了人们成为特权阶级和机器的奴隶那种悲惨的景象……”歌声停歇，聂耳好像刚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眼睛里还在燃烧着斗争的火焰。
聂耳把创作的焦点对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和劳苦大众，反映他们的苦难、抗争和希望。《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他全部创作的主要部分。
聂耳意识到，“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聂耳的相知挚友，读书期间，曾多次鼓励聂耳谱写振奋中国人的乐曲，日本留学时专门为聂耳买了《国际歌》《马赛曲》歌谱。两位来自遥远边疆的云南青年，一个谱写了一首代替大众呐喊的歌曲，一个书写了一本让哲学走向大众的图书，共同闪耀着点亮大众信仰的光芒。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天才不足贵；努力不足贵；学问，经验，也不足贵；只有这三种东西合起来，能实际给社会以利益，才是可贵。”1933年，聂耳和安娥合作《卖报歌》期间，两人常常谈起能使艺术根深叶茂的方法。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聂耳曾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提出“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目标，并积极地准备着“交战”。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这个伟大事实的根基筑于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的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聂耳的同学邓象涟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到昆明黑龙潭薛尔望墓，聂耳面对薛墓不胜感慨，情不自禁讲起了薛尔望的民族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殉国的事迹。“烈士之所以异于恒人，以其仗节以配谊也。”在薛尔望墓旁，聂耳泪流满面，大声疾呼：“中华！中华！”
在离家去上海的前一天，聂耳和胞兄聂叙伦去了一趟西山，风雨大作中，聂耳拉响了法国国歌《马赛曲》。在合着风雨声的优美旋律中，聂叙伦喃喃地说，如果中国也有人能谱写出像《马赛曲》这样的歌曲，该有多好。聂耳干脆又坚定地说，中国，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人会是他自己，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
1932年4月的明月歌剧社，弦歌满耳，衣鬓相接。激动、拘谨的聂耳受到了上海文艺界赫赫有名的“田老大”田汉的接见。在田汉的最初印象里，聂耳是一个尚气的年轻人，是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备发的艺术斗士。
这年秋天，他们合作了“我们在流血汗”的《开矿歌》。在介绍聂耳入党之后，他们开启了伯牙子期般的合作之路，包括《毕业歌》《梅娘曲》在内的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他们联手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站上中国音乐作品的巅峰，用音乐创造精神奇迹，便是他们作为革命者精神归一的真实写照。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回答了聂耳当年提出的问题。革命的音乐作品应该叩问生命，呼唤大众，为国家歌唱，为时代发声。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在聂耳上下求索的路上，也在响答影随地探索着音乐的革命。“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予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发达。”“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在聂耳日记里，多次谈及自己要大胆革新创造的信心和追求。他的歌曲在形式和体裁上，都创造了新的风格，自由、奔放而毫不夸大，也能打破陈规，大胆创新，善于创造与歌词的形式相适应的曲体结构。
“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个骤然而来、倏然而去的音乐精灵和文化精魂，新鲜灵动，可亲可爱，他带着梦，带着光，吹响着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并完成了革命和音乐互为表里的双重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起来！”“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是在1935年夏聂耳到日本后邮寄回国的。去日本前，拿到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后，在霞飞路的出租屋里，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哼唱着歌词，一会儿击打桌子，权当“打拍子”。雷声在震动，电闪在飞炫，暴风夹着骤雨，海洋飞溅起的怒沫，冲击在热血沸腾的聂耳的身上、心上，他高举着双臂大喊：“起来！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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